洶湧的人潮 — 日益嚴重的人口問題

也更有許多年輕的企業家，千方百計的把稚齡兒女往外國送，以逃過逼人的升學壓力。

比能源危機還嚴重

「擠」正是台灣目前面臨的大問題之一，而且影響到每一個人的人生。根據統計，從民國四十四年到現在，我們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擠」的程度居世界第二位，是美國的二十倍。

造成台灣「擠」的人口問題，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一千八百萬人的生活環境。

一位政府官員說：「以長期論，人口問題比目前的能源危機更嚴重。」長此下去，糧食供求會失調，教育和醫療負擔日益沈重。更嚴重的，將是隨人口壓力而來的社會罪惡和社會問題。

根據經建會推計，十年後，台灣的人口將增至二千一百萬人。到那個時候，糧食將不能自給自足，我們將需要三○二萬公噸的稻米和八十七萬公噸的小麥。稻米供應量將不足六十五萬公噸，小麥則全需依靠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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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目前負擔已相當重，據了解，許多縣立的教育費用就佔了總預算的六○％。而政府每年花在每個小學生身上的經費是六千五百元以上。中學生和大學生更超過此數。

事實上這樣的經費仍是不足，因為據經建會調查，目前平均每三十三位小學生才有一位老師。如果小學生大量增加，十年後的情況將不堪設想。

在醫療方面，我們的能力遠不如其他先進國家。台灣目前平均一位醫師要照顧近千位病人；偏遠地區的醫療人員和設備都相當差。十年以後，醫師的數字是否能配合不斷增加的人口，確實令人擔憂。

我們的生存離不開空氣、陽光和水，前二者是取之不盡的，但是水呢？台灣地區自來水的普及率平均約為百分之六十。因人口不斷成長，需水量不斷增加，難以提高普及率，若估計到民國八十年的總需水量，則除非興建大型水庫，難以解決水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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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翡翠水庫，完工後，據有關人士推測，應可承擔用水的需求量到民國一百年。

民國一百年以後呢？「祇好再找水源了，」一位自來水廠的經理坦白承認。足見長遠看來，人口不斷成長，用水問題將永遠存在。

是各種問題的加速器

心理學家黃光國說：「如果資源的增加量趕不上人口增加造成的需要量，競爭必然激烈，個人感受的壓力和痛苦也愈來愈深。」

人們激烈的競爭資源，可能造成那些社會問題？

根據世界展望研究所的研究結果，人口所涉及的問題有二十二種。經建會專員林益厚認為，其中與人口增加太快直接發生關聯的，有七個：都市化、擁擠、遊樂設施不足、污染、水源、衛生疾病和住宅。

這七種現象，在台灣都可以得到映證。

台北、高雄、台中，是都市化程度最明顯的四大城市。以台北為例，短短二十年間，人口激增了十倍之多。犯罪率也隨著人口節節上升，據治安單位報告，近十年來，台灣每十萬人口的獨罪次數已從二四二次升到三二七次，增高了三五％。而犯罪又以都市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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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人口擁擠，社會病態應運而生。行為科學家陳怡安說，人對擁擠的心理反應，往往藉易躁、易怒、緊張、焦慮、恐懼和神經質的情緒表現出來，影響人際關係。

有人抱怨，在顛峰時間搭公車，成群的人擠有限的站位，那種和人肩併肩、臉對臉的壓迫感，使人覺得尊嚴掃地，很容易造成一場莫名其妙的口角。

還有人說，人多、車多，交通阻塞，等紅綠燈的時間經常比坐車的時間還長，人們原可從「行」中得到的樂趣，已然喪失殆盡。

此外，連人類善良的本性在擁擠不堪的公車上也面臨考驗。「好禮」、「尊老」的傳統美德逐漸解體，為了搶得一席之地，大家多已習於爭先恐後。

人口集中，休閒時間增加及所得水準提高，市民對遊樂設施的需求也愈來愈強烈。

然而，很多人抱怨：「值得一遊的地方太少。」甚至：「根本不敢出門，免得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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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教授柴松林認為，這種「缺乏休閒活動」和「不願出門」的情形，會造成：「一則增加疲倦，影響工作效率；一則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益趨淡薄，甚至，連看朋友都變成一種痛苦。」

若把眼光放遠，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些隨人口密度過高而生的問題，只有愈演愈烈，很難全面解決。

每年增加一個基隆市

這個悲劇的論調絕非無的放矢。目前台灣一千八百萬的總人口數，仍在以千分之十八點六的速度節節上升。屈指一算，在每七十五秒有一嬰兒出生，每六分十二秒有一人死亡的情況持續下，每年大約還要增加三十二萬人–足足相當於一個基隆市的人口。

顯而易見，人口確是「各種社會問題的加速器」。

翻開歷史的教訓，當人口的壓力太大時，人類往往會表現出許多殘酷的行為。例如：戰爭、溺嬰、販賣人口、易子而食等等。

黃光國引述傳說說，古代琉球有兩種節制人口方法。一種叫「人井田」，就是讓島上的人擠入一塊田地，未能擠入或「溢出」田外的人統統要被殺死；另一種叫「久部良割」，就是讓孕婦跳過一處寬約六、七尺，三丈深的岩縫，跳不過去的便死在崖底。

他警告，如果我們再不積極的減少人口的增長，今後不僅在升學、就業時要擠「人井田」，恐怕連坐公共汽車、買火車票、買電影票，也都要擠「人井田」了。

台灣的幅員不會隨人口的需要而調整，有人預測，將來走在街上，很可能「只見墳墓不見青山」。

要是資源耗盡，經建會張丕繼說，便會和七○年代發生石油危機時一樣，「有錢買不到東西」。

阻礙經濟成長

不可否認，二十多年來，台灣已創下經濟奇蹟，目前，政付仍以加速經濟發展為施政第一優先。但是人口成長過快，經濟發展還能「加速進行」嗎？

經建會處長葉萬安解釋，「貧窮」永遠是人口過多的國家，最忠實的朋友。如果「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經濟建設的成果大部份將被嗷嗷待哺的嘴分食而去。

據經建會統計，民國四十一年到六十八年，台灣地區國民總收入增加九倍，同時期內，平均個人所得卻只增加四倍。可見，人口增加太多，使國民平均所得相對降低。

柴松林教授表示，國民平均所得降低或增加緩慢，會導致儲蓄減少，水壩、機器、發電廠、導路等資本財因資本形成困頓而無法增加，連帶的後果是，生產力無法提高，阻礙日後的經濟成長。

另一方面，這位預測專家說，在由勞力密集的產業型態轉為技術、資本密集的途中，過重的人口負擔將成為一塊絆腳石。

「因為，低廉的勞力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功臣，淘汰勞力密集的產業還未見成效，很可能便發生了失業問題，」柴松林說。

他指出，對現今社會而言，失業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人浮於事，無異公然宣告此人不被需要。假設一個人受二十位親朋好友關心，一人失業，就有二十個人心懷不滿。

人力市場將重質不重量

由最近舉辦的一項考試，可以看出人浮於事的現象已近在眼前。

今年的郵政特考預定錄取一千六百餘人，但報考者近九萬之多。報考的資格雖定為國中畢業，卻有不少報考者高於這個學歷。

主計處局長黃子貞坦白指出，就業的壓力的確是人口成長過速帶給國家最重大的負擔。他再度強調，「如能吸收就業人口，便能促進經濟成長；如果解決不了就業問題，會使社會很不安定。」

據人口專家估計，今後，台灣地區每年有十八萬人口要進入勞動市場；而經建會卻計劃在七、八年中，把人力發展的方向從擴充就業人口的數量，轉向提高人力素質。因此，勞力勢必相對減少，人口的心智能力變得格外重要。

在這個前提下，「郵政特考」的事例，怕只是一道警鈴：依台灣人口增加的速度，「人浮於事」的機會勢將愈來愈大。

既然各個角度的分析都顯示，台灣實在禁不起人口的壓力，不宜再以高出幅員廣大、資源豐富、工業先進的歐、美、日等國幾近一倍的速度增加人口，為什麼台灣的人口問題仍舊這樣嚴重？

人口壓力的四大瓶頸

追根底底，導致人口自然增加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在觀念、傳嬏媒介的宣導、政府機構的作業以及與人口相關的法令，都不能配合目前已火燒眉睫的需要。

關心人口問題的孫震認為：「人口政策最頑強的敵人是觀念。」這些觀念包括：傳統的「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多子多孫多福氣」、「重男輕女、傳宗接代」、「一枝草一點露」，現代的「只管小我、不顧大我」、「寬以律己、嚴以待人」、「缺乏社會責任感」等。

政府推行「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的人口政策行將十二年，一位在偏遠地區工作的家計人員，卻曾因勸導鄉民節育而挨過拳頭。

一般而言，固守不合時宜的傳統觀念的，多是農村、漁村的貧苦人民。他們把「生子」當「投資」，認為只要多生幾個兒子幫忙賺錢，便能脫離苦海。

台中縣南療村的一位八十三歲老婦告訴家計人員，長媳替她生的六個孫子還不夠。

「要十個才好！」她極自信地說。

外國的笑話：「富人增財、窮人添子」，人們往往心照不宣地體味其中淒涼的真實。不過，在台灣，有錢人家似乎要財也要子。

一位大企業家理直氣壯的說：「不多生幾個誰來繼承我的事業？反正我養得起！」

事實上，就連某些位尊權高的人士，也有不相信「男孩、女孩一樣好」的。

監察委員周百鍊曾公開宣稱，他用二十萬元的賞金，鼓勵媳婦「再多生一個聰明的男孩」。

有人批評，即使是有錢人家生子，多生一個，一樣增加國家在教育、衛生保健……等設施上的負擔，但這種只顧自己的本位主義思想，似乎不乏響應者。

心理學家黃光國說，生容易，教養難。孩子的成長不只靠奶水，還需得父母充份的關懷與愛。現代人工作繁忙，那有多餘時間、精力分配給兩個以上的小孩？

仍應加強人口教育

至於家庭計劃單位從事的宣導工作，衛生署保健科科長黃梅認為，經多年努力，效果已到達某一飽合點，很難再予突破。但仔細推究，在宣導的重點和人口教育的效果上，仍有待加強。

一位政府首長表示，以往在電視上看到的家計宣導，一向是以家庭的健康幸福為前題，很少由事關國家社會福利的立場，呼籲國民關心人口過多對社會帶來的壓力。角度上似有調整的必要。

他又指出，學校和大眾傳嬏媒體同是推廣人口教育最重要的管道。然而，中學生的讀本裡雖有家庭計劃的教材，一方面，學校師生往往偏重與升學有關的學科，不予重視，另一方面，仍有些教師對生育抱神秘而保守的態度，或輕描淡寫。或囑學生自行閱讀，喪失了應有的效果。

另一個令人聳然而驚的事實是，政府在人口政府上的最高導向單位–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聽來威震四方，實際上，連內部的人都承認，這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機構，至今只有三位全時職員，其它上至主任委員、下至執行秘書，全屬兼任。從去年七月改組至今，只開過一次會。

難怪跟這個機構常有接觸的人會批評：「缺乏陣容堅強的專才，又怎能提出議程，召集委員進行討論？」

而執行秘書楊鑫茲卻抱怨：「這個委員會就像新疆、蒙古等偏遠地區，沒人問、沒人管的。」

立法委員紀政指出，重大問題應有重大政策配合，如果連內政部都不重視本身權職，其它部會如何能把「人口問題」放在眼裡？

法令與政策背道而馳

在上位的人若不確定立場，實地執行政策的人，便會遭遇很多「無可奈何」的挫折。現行法令中，有很多與人口政策不能相容的，由於始終未經修定，成為家計人員工作時最大的困擾。

「人都有惰性，不用法令加以強制，很難收效！」從事家堥計劃推廣工作七年的趙秀卿說。

也有人批評我們的法律沒有隨社會及經濟環境的改變而修正。

例如，勞工保險及公務員保險，對生育給付與教育補助費的子女數不加限制，綜合所得稅的寬減額，更是不限子女數，一律予以扣減…等，都是不能配合人口政策的法令。

另一項對控制人口質量極為重要的法令–優生保健法草案，從民國五十九年完成草案之後，至今未見正式立法。

熟知內情的人說，這個法令之所以「猶抱琵琶半遮面」，是受到衛道人士的反對。反對的理由不外乎：殺死胎兒太不人道；怕墮胎合法化造成性關係紊亂、敗壞善良風俗；怕人口減少，使反攻大陸時兵源不濟。

因此，根據家庭計劃單位的估計，雖然每年可能有二十五萬以上的人實施人工流產，我國仍是全世界一百四十個主要國家中，二十個用法律禁止墮胎的國家之一。

一個成功的實例

在自由世界其他文化背景相同的華人區中，新加坡是推行人口政策最成功的。而台灣的政策，據經建會副主任委員，主管人口政策委員會的孫震分析，則是，「溫柔、敦厚，諄諄善誘，希望不違人民意願，非不得已，不採取懲罰的手段。」

新加坡目前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千分之十二，這是台灣預定十年之後才能達成的目標。根據「新加坡控制人口邁向零成長」一書的報導，這個華人為主的南洋國家所以能如此有效的控制人口，最主要的原因，是李光耀總理貫徹人口政策的「政治魄力」。

「他們強調人口太多對國家經濟的影響，除了推廣節育教育，並用墮胎合法化及生育的法令配合。這些法令要求每個家庭自行支付超額人口的經濟負擔，」作者指出。

我國政府的領導階層是否也已確認人口問題對國家發展的重大影響呢？

蔣總統經國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四中全會中，把「到民國七十八年，人口自然成長率降為千分之十二點五，並實施優生保健」列為施政的努力目標。

經建會解釋：千分十二點五的目標是建立在「兩個孩子恰恰好」的人口政策完全貫徹，每位婦女平均只生兩個小孩的基礎上。

立法委員紀政曾就這個問題提出質詢。她憂心忡忡地說：「我們不積極的防止問題發生，難道非要等人吃人、大難臨頭的程度，才願制定重大政策，避免更形惡化？」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然而，實際參與人口政策的人都表示，如果政府不願採取與我們的文化習慣觀念衝突的措施，要減輕人口過多帶來的各種壓力，必須先靠社會大眾的自覺。

嘉隆公司總經理胡僑榮曾留學瑞士。他眼見瑞士因人口少，人際關係和諧，自然生態未遭破壞，深感台灣實在經不起再繼續「糊里糊塗」。

胡僑榮主動在公司及工廠推動人口教育。公司定有獎勵辦法：無論男、女職員，在五年內不增加子女數，可以得到三個星期的休假，一切費用由公司負擔。對於有一千多名員工的成衣廠，他不惜中斷廠內作業，邀請家計人員給員工上課，是社會自覺的一個範例。

可惜這樣的範例在臺灣不僅鳳毛麟角，少而又少，而且家計政策的推廣還不時受到有關機構的阻撓。

例如，為了降低十九歲以下年輕婦女的出生率，家計單位常主動聯絡各工廠，希望集中廠內未婚女性，介紹節育知識。但有半數工廠以「會影響生產力」為由，不肯提供時間。

中華民國總工會並曾致函內政部，抱怨「經常被家計人員打擾，生產受影響。」

有待社會自覺

曾到韓國考察人口政策的人口研究所所長孫得雄認為，加強員工的人口教育，是一件利多弊少的事，目前正在韓國大力推行。他舉韓國三陽輪胎公司的作法為例：

三陽輪胎公司撥出工廠的地下室，並花錢請了四名護士，替員工做家庭計劃的服務。工廠的老板說：「長期看來，我沒有虧本，反而賺錢。」因為，員工子女少、經濟負擔少，一則能充分休息，精神飽滿工作效率好，二則體會這項福利深遠的意義，為感謝老板的真誠照顧，工作更加賣力。

相較之下，在我們的社會裡，對人口問題有這機深刻看法的企業家，幾乎數不出幾個。

如果大眾的自覺是解決台灣人口問題最實際而根本的道路，以目前這種觀念貧乏的景況看來，蔣總統所指示，十年之內把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降到千分之十二點五的目標，有可能達成嗎？

台灣省人口研究所所長孫得雄十分悲觀地說：「相當困難！除非有很大的社會壓力，使得每個家庭的理想子女數再降低，並實施間隔生育，不再重男輕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