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屑言利到不「恥」言利 — 受到考驗的傳統觀念(一)

孟子如果在今天見了梁惠王，他還會勸梁惠王「何必曰利」嗎？
　如果孟子這樣勸他，梁惠王會接受嗎？
　孟子的一句「王何必曰利？」開宗明義，影響了中國人兩千多年。這位亞聖似乎最怕大家言利，認為如果「上下交征利」國家就危險了，如果大家不重「義」而只重「利」，人們就會彼此掠奪，「不奪不饜」了。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卻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大家怕做孟子所說的「蹠之徒」，所以不屑言利。
　至聖先師孔子對「利」早已設防，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大家怕做孔子所說的「小人」，因此恥於言利。

清風明月不用錢

　數千年來，全國上下，接受儒家的教訓，使我們成為一個最怕談錢的民族。
　再加以道家「清風明月不用錢」的歸返自然、不慕榮利的思想深入民間，使我們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沾上了幾分飄然出塵的想法，唯恐受了金錢的污染而變「俗」。
　當然，這種想法是非常超逸的，它也形成了我們民族的一種高不可攀的超逸的氣質。
　「能用錢打動的東西是有價的。」因此可以收買。
　「不能用錢打動的東西是無價的。」因此高不可攀。
　儒、道兩家的思想在這一點上不謀而合，相輔相成。儒家給我們力量，道家給我們境界，使我們的民族真的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無限的深度，在任何逆境（逆境總不可避免是有貧窮的）也不會覆亡。而且使別的民族由非常納悶而開始羨慕與傾服，往往在用武力侵略戰勝了我們之後，反而虛心接受了我們的思想，以致被我們所同化。
　市井小民由小說、戲曲之中，吸收了「不屑言利」的文化，他們不會引經據典，卻會用最口語的說法來表達不屑言利的強者姿態與驕傲。南方有一句豪語：
　「大叫三聲不要錢，鬼也怕！」
　可以說是金錢買不動志節的最響亮、最動人的一個註解。

輕利輕商招貧弱

　但是，這種輕利的觀念，也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它所形成的輕商的傳統，使國人大部分對「利」之一字過分的規避，太缺少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意願，因而不易改善生活。尤其在西方物質文明強大的壓力之下，我們這一套由農業社會發展出來的哲學思想，在「貧窮即是落後」的現代商業世界裡，受到了嚴格的考驗。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是個商業大國。他們善於經營的頭腦，處處以利為先的觀念，和我國傳統的想法剛好是強烈的對比。最早使我們感到震撼的是一件小事：「兒子給父親做事，還要錢嗎？」而美國卻就是這樣一個「不管你是誰，我出力，你就得給錢」的國家。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那豈不是「唯利是圖」？但，美國卻也是我們近年來一直在仿效的國家。他們創造財富的能力使他們成為世上的超級強國，不容諱言，事實勝於雄辯。
　二十多年前，我國當時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先生就曾說過：「我們國家的貧弱，是受了輕商觀念的影響。」
　國內的憂國憂民之士，也發現富國裕民以對抗共產主義的必要。於是開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有了今天我國有史以來最繁榮富庶的局面。民眾也逐漸由「不屑言利」改變為「不恥言利」。許多文化界人士改行從商，或在正業之外附帶經商的事例也隨處可見，改變了大家對「利」望而卻步的情形。

商人重利作先鋒

　猶記得在觀光護照開放以前，能順利取得出境許可的，只有商人。許多人因此千方百計，由經商的朋友那裡弄張聘函，把身分證職業欄改個「商」字，以便出國。當時這種由傳」統輕商，一下子變為商界先有特權的現像，曾使文化界人士大吃一驚，甚至覺得是一種恥辱。但情勢已是如此發展，你不能否認是商業界給國家打了先鋒，奠下了小康的基礎，逐漸厚植了財富，如今大家才都可以有錢出外觀光。而且國人在外購物手面之大，已經使外人對我們「刮目相看」，莫不承認「黃面孔的觀光客是肯花錢的大主顧」。誰也不能否認自己在商人的領導之下，沾光受惠這一鐵的事實。文化界人士紛紛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從商，也不足為奇了。
　這是輕利觀念的一大突破。
　「輕利」，是儒家與道家數千年來所辛苦建立的一道維護品德的堤防。問題是，這道堤防，會不會由於觀念的突破，而有了潰決之虞？
　如果這道堤防就此潰決了，有沒有害處？
　我不是衛道者，並不希望大家抱殘守缺，不圖更新。
　我只是覺得，這世界上，如果大家都言利，而你一個人不言利；世界各國都言利，而你一國不言利，無疑的，會成為被剝奪者而無法立足。但如果人人言利，社會上充滿著「孳孳為利」的「蹠之徒」，大家都「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恐怕也非社會之福。看看如今青少年搶奪之風，社會上為獲利不擇手段的各種有形無形的犯罪，彷彿看見那由堤防缺口湧進來的滾滾濁流，令人心慌不已。
　要想及早堵塞這缺口，或疏導這濁流，有沒有適當的方法呢？

既庶既富則教之

　西方的聰明人很多，可惜我未曾遍讀西方哲人的大作。只得就我一個中國人所知的想來想去，竟然還是回到了「孔子適衛」。
　論語子路篇，孔子到衛國去，冉有駕車，看到衛國的人口夠多了，冉有問孔子：「人口多了，該做些什麼呢？」孔子說：「應該使人民生活富裕。」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當人民生活富裕了以後，還該做什麼呢？孔子的回答是「教之」。
　原來儒家教訓裡的「不言利」，不但並非不想致富，而更認為為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使老百姓生活富裕。但是，緊接著在「既富矣」之後，就得「教之」了，
　「教之」，教什麼呢？
　教「義利之辨」吧？
　用「義」來平衡「利」所帶來的副作用，使人們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要「見利思義」，就不致有像美國航空管制人員罔顧國家利益與大眾安危而悍然罷工的事件發生了。
　那麼，什麼時候開始教呢？
　是從現在開始呢？還是等到美國人再一次問「為什麼日本能而美國不能」的時候，我們再去追趕喊嚷說，日本的「能」原來是從中國抄去的呢？
（羅蘭為名作家及電台節目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