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成長　成長的痛苦

交通阻塞。　
　民權東路塞車，原有的六線車道，蔓延成了十條，每一個隙縫，歪歪斜斜都塞滿了車，連紅磚人行道上也擠滿了計程車、小轎車、大小卡車，動彈不得。
　投資意願低落。
　在燈光柔和，舖了厚軟地氈的六樓董事長辦公室，一位紡織公司的負責人愁眉苦臉地抱怨，投資機會難尋，生意越來越難做－國內人工日益昂貴，員工缺乏敬業精神，技術突破困難，產品品質難以提高，國外保護主義盛行，到處設限；紡織廠已不能再擴張，但又有那些其他的行業是有把握可以轉投資呢？
　公德敗壞。
　中秋節的次日，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前綠色草坪上，遍佈廢棄了的塑膠袋、果皮、瓶罐和紙盒，被賞月人士蹂躪得滿目瘡痍。
　環境污染。
　一位剛自歐洲旅行回來的律師，指著車外灰濛濛的天空、混亂的交通、逼人的燥音、路旁外牆剝落成為暗灰色、火柴盒似的排排四層公寓，搖頭嘆息：「除了故宮的寶藏，台北還有什麼美好的東西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呢？」
　在七十年代台灣的中國人，過著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富裕生活，豐衣足食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為絕大多數國民所共享。三十年來經濟發展的成果，已將中華民國急速地推向開發國家之林。十大建設的成功，已使國人有了足以傲視亞洲的現代化飛機場、高速公路和大鋼廠。


畸形現象是隱憂

然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卻也產生了些許極端不調和的畸形現象。在慶祝建國七十年的輝煌成就的同時，也有些有識之士指出許多急待改進的隱憂。（請參看十四－十九頁，徐佳士、王永慶、孫震、林懷民、徐曉波、魏鏞六位，分別在各自崗位上所提出的檢討與警惕。）
　政大文理學院院長徐佳士認為，國內的傳播媒介偏重量的擴充大於質的提升。媒體被少數人控制，而內容又傾向於把事情過分簡化與兩極化，充滿了偏見。
　「大眾媒介…是一面不能反映現實的哈哈鏡，」他警告說，「根據它的報導做決策，很可能發生錯誤。」
　台塑關係企業董事長王永慶，擔心台灣的工業基礎沒有打好，而靠小聰明加上工資便宜賺取外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碰到很多問題都沒有虛心研究，馬馬虎虎，」他說，「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於缺乏研究、分析的習慣。」
　學者從政的經建會副主任委員孫震，指出過去政府做得太多了，一方面養成了大企業依賴的心理，對政府有許多不合理的期望；另方面政府要減少管制的過程，也是複雜而又緩慢。


政府應放棄保姆主義

他推崇這樣的說法：「政府該放棄保姆主義了，不要對企業界如保赤子，無微不至；企業界也應放棄奶瓶主義。」
　從寫小說而暫時棄文就「舞」的雲門舞集掌門人林懷民，擔憂經濟的洪流，將文化藝術的土壤沖得越來越稀薄。
　「與台灣經濟起飛平行的是，功利色彩介入了藝術工作，」他焦急地說：「現代的年輕人太功利、太現實了。」
　在台大教法律的徐曉波，慨嘆國內缺乏法治精神，法令制度與執行無法配合。
　「任何不能執行的法律都不是好法律，」他說，「這樣的法律訂出來，徒損政府的威信。」
　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則認為當今最迫切的課題是要改進人才引用的管道，建立一套能客觀評價的完整制度，來培養、引用和維持人才。
　「就像賽跑，大家一起跑，落後的便讓他落後，摔倒的就讓他摔倒，最後能堅持到底的，便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才，」他說：「最要緊的是，不要讓有些人不跑，擋住別人跑，或伸腿叫人摔倒，這樣國家便會退步、會落伍。」


經濟進步，道德落伍

在上位者也曾注意到現代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行政院長孫運璿，在公開演講中曾坦白的承認：「由於經濟繁榮和社會快速變遷的結果，經濟犯罪、公害、交通等問題日趨嚴重…現代化的國家建設，是一種雙重挑戰，一是如何追求進步，一是如何解決進步所帶來的問題。」
　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更焦急地指出，台灣已顯現出「經濟進步、道德落伍的現象。」
　他警告說，由於人際關係的劇烈改變，新的倫理準則尚未建立，公德的敗壞，已使台灣到了一個「幾乎沒有規範」的社會。一般人往往不顧，或者低估了，自己行為對他人及社會產生的損害及不利影響。這些普遍表現在製造業的偷工減料、粗製濫造、假冒商標，飲食業的不講衛生，出版業的盜印之風。
　這種種現象，許多學者指出，正是經濟進步太快，而制度、精神、觀念的調整，無法跟上這急速的步伐所帶來的後遺症，是轉型期中，成長所帶來的痛苦。


成人有孩子心態

「這正像是一個人已經長成了大人的體格，」一位批評者說，「而卻仍被迫穿孩子衣服，仍有孩子心態。」
　經濟成長太快，法令規章無法配合，是最為工商業界詬病的問題之一。
　譬如法定超過四六•五噸的重物不能在道路上運行，而今日重、化工業需要進口的反應爐及機具往往有時超過百噸，迫得一般工商人士要求「違規放行」，先繳罰款，再請放行。
　譬如財政部規定信託公司不得超額投資房地產，而某些信託公司年年繳了少許罰金後，安心地大量超額經營房地產。　
　又譬如，台灣醫學的發達，已使醫生能成功地從志願捐軀的死者身上，將腎臟及眼角膜移植給急需的病人，但法令卻仍嚴禁移植，違者得提起公訴，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法令過時無效

　諸如此類過時或無效的法規，工商業者抱怨，一方面養成國人藐視法律的習性，另方面又層層束縛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另外，國民收入的快速成長，急遽都市化的結果，也使許多人在行為模式上無法適應。
最常見的例子是蛇行的汽車駕駛。
　雖然收入提高使許多在台灣的人都買得起比國外價格貴一倍以上的汽車，使擁有私人小汽車的人數在十年內急遽膨脹了十一倍到三十六萬人。但許多坐在方向盤後的車主，卻仍保有騎腳踏車時的自由習慣－有空就鑽。這也贏得了外國人的諷刺笑談：「你們最自由了。在美國開車要靠右邊，在英國開車要靠左邊。唯有在台灣，駕駛的人左邊、右邊都走。」


暴發戶的炫耀

　突來的財富，學者指出，使許多在台灣的人手足無措，不知要如何吸收消化，帶來了形形色色，暴發戶式的炫耀性的浪費。金碧輝煌、奢侈過度的餐館林立就是特例。
　「一棟公寓，明明花五十萬元就可以裝修好了，他偏要花二百萬。」中興大學的漢寶德教授說：「非把這些錢花完不行，於是自然就產生了許多亮亮閃閃，庸俗不堪的室內裝飾。」
　學建築的馬以工認為，目前台北流行的玻璃帷幕式的大樓，也正是另一種「暴發戶心態」的表現。這些營建者只為了一時模倣「現代化」的表相，將源發自北歐的玻璃大樓引進亞熱帶的台灣，而忽略了能源、生態的考慮。
　「在能源幾乎全需進口的台灣，為什麼還要大力推行這全賴中央系統空調、冬寒夏熱的玻璃大樓？」她問：「為什麼我們要花許多寶貴的外匯去進口昂貴的玻璃？」


吝於投資人力

　這種未經過仔細消化，迫不急待地汲汲於「現代化」的追求，也表露在其他地方。批評者指出，工商業者多熱衷於進口價昂的外國機器，卻吝於投資培植專業人才。最常見的錯誤之一是，購買了昂貴的電腦，卻不肯花錢請稱職的電腦程序師，無法充分利用電腦的功能，形成投資浪費。
　許多學者專家指出，這些社會文化失調現象，正是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轉型期所必經的過程。但另有一些批評者指出，某些中國人特有的民族性也助長了這些失去均衡的症狀。
　其中之一是，許多國人喜愛報喜不報憂，偏好沉湎於過去光輝的成就，而不肯腳踏實地，虛心面對自己的缺點，加以檢討、研究、而後改善。社會上多的是自我恭維式的虛浮與誇大，而缺少專注執著，「一步一個腳印」式的踏實工夫。


缺乏長期計畫

　其二是，國人有因應對付困難的聰明，卻無設計長期計劃的能耐。社會上或多或少充滿了「過渡心態」，經營者汲汲於謀求近利，不肯做長期的研究發展或人才培育的投資；部屬準備隨時跳槽，而且跳的次數越多，身價越高，越能贏得社會上的欣賞。
　許多政府負責人士，也免不了這「缺乏長期計劃及遠見」的缺點，批評者說，過份討好老百姓，急於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忽視可能帶來的長遠不利影響。
　「政府應該指出十年、十五年後的台灣會是怎麼樣？」台大教授陳定國說：「應提供十年、十五年後的架構。像魚骨，政府應先把大骨排好，由民間去排小刺。」
　若是沒能提供大的架構，一般老百姓往往看到那裡有利可圖，就往那裡走，他說，其結果則往往是亂走。山坡地的濫墾，建築物的亂建，都是典型的例子。等情形惡劣時，再趕快圍圍堵堵，已浪費了許多資源。


應高瞻遠矚

　中興大學的陳文龍教授也強調，決策人士應「高瞻遠矚」，應能預估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洞機之先，防範於未然。
　「不能糊里糊塗，等到問題發生，現象惡化後，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說。
　一位台大的教授也說，決策者不能下棋只看一步，等候反應後再修修改改，而應有看三、四步棋的準備。
　企業界也應培養寬大的胸懷，這些學者呼籲，肯下定決心，犧牲短利來謀求長期的發展。社會應提倡「職業自尊」的觀念，使人覺得一輩子專心做一件事，當一個工頭，只要能把工作儘量做好，也是一件「很神聖」的事。
　「容易的路已經走完了，」一位財經首長說：「我們現在要開始爬坡，我們非得努力快走不行，東南亞、中南美的國家正在後面追趕，他們走的正是我們過去走的好走的平路。
」
　感到痛苦、焦慮未嘗不是好事，一位學者樂觀地指出，因為要先認識了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孫院長在國建會閉幕時坦誠地指出：「根據過去三十多年的經驗，我們深深感覺到有形的建設易，無形的建設難。我們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時間中，按部就班地完成十項基本建設；但卻無法在三十多年的時間之中，培養出足夠各方面需要的人才，來充分解決現代化過程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朝野既然有了這樣的體認，現只待是否有足夠的魄力與毅力，發揮中國人特有的彈性與適應能力，來縮短這脫胎換骨前，必經的痛苦成長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