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日本熱

這一陣子，新加坡全國上下正吹著「向日本學習」的超級強風。
　從去年上半年開始，當時出任新加坡駐日本兼韓國大使的黃望青，在國內發表了好幾場有關日本企業經營管理的演講，各傳播媒介均大篇幅報導。緊接著，政府官員在公眾場合，大談跟日本學習的聲音越來越大。
　然後，有關的政府官員說，我們要學習日本工人的工作態度，我們要學習日本的企業管理。
　國家生產力局在這個「學習」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去年底，他們開始策劃從今年起，在全國推廣「品質圈」。全國唯一半官方的廣播電視臺，又是新聞、又是時事座談的報導個沒完，英文、華文報更是不惜篇幅和筆墨，作最詳盡、週全的介紹、推廣。今年年初起，國家生產力局主辦了好多個有關的研討會、講習會，還表揚成功推行「品質圈」的工廠。
　今年初，鈴木首相東南亞之行，三天新加坡之旅，可說是新日兩國關係的巔峰。鈴木首相親自主持了由日本協助成立的「新日技術訓練中心」的開幕典禮；國宴上答應在明年底，協助新加坡成立「日新電腦軟體工藝學院」；在兩國外長所簽署的文化援助備忘錄中，日本實現了李光耀總理前年訪問日本時提出的一項要求–協助新加坡，從明年新學年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設立日本研究部門，專授日本語文及文化。

李光耀大力倡導

　李光耀在鈴木訪新期間發表談話，清楚的勾勒出新加坡向日本學習的輪廓–學習日本新進的工藝知識和經濟發展的經驗。他說，這些知識、價值觀念的無形協助，比金錢援助、低息貸款更有價值。他更強調說：日本人獨特的精神和氣質，還有集體合作的精神，認真工作的態度，才是新加坡學習的對象。
　四月，日本派了八位企業管理的專家來新，參加「日本人事管理與工業關係研討會」。這是鈴木訪新時所作的承諾之一。
　與會人士將近五百名，包括全國職工總會代表、各企業機構的人事經理和管理級人員等，三天的研討會空前的轟動。
　政府官員也藉此機會，表明了立場。全國生產力局主席黃貴祥，在主持研討會開幕儀式時指出：想單靠機械化來提高生產力是不對的，正確的人事管理和工業關係，才可以緩和跳槽、高度辭職率和低生產力等令人頭痛的現象。
　職位是內政部高級政務次長，但以工業工聯（全國職工總會屬下一工會）助理秘書長身分發表談話的國會議員錢翰琮說，職總認為：要提高生產力，不是工人單方面努力就可以達到的，資方在這方面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掀起「態度革命」

　全國職總會長蒂凡那說：新加坡的政府、僱主和工會三方面，將密切合作，展開一項「態度革命」，進而培養新加坡人的團隊精神。
　這說明新加坡政府已經知道了目前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他們碰到了那些障礙。問題是如何去克服障礙呢？
　日本生產力中心主席鄉司浩平指出：提高生產力，人人有責。他說，因為日本公司有終身僱用制度、年資制度和公司職工會制度，所以勞資關係和諧，彼此互信互賴，工人對公司終身效忠。他建議新加坡勞資雙方應共同分享成果，以民主方式縮短管理層和工人的薪金差距。他還說，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一味抄襲日本模式是不可能的。
　在現況下，新加坡能向日本學習什麼呢？
　當然，最重要的是學日本工人工作態度的問題。可是，這個「日本模式」在此地行得通嗎？
　日本人的敬業精神、服從紀律，凡事均以大體為念的團隊精神，是新加坡政府再三強調要學習的。這些特性歸根究底，是日本民族性的一部份。

民族性不同

　新加坡是沒有這種民族性的。新加坡一直都是受歐美各國，尤其是西歐英國的薰陶。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意識很濃，這和日本的東方精神截然不同。
　新加坡工人的責任感不夠。交通車趕不上、心情不好、電視臺正在播香港的粵語連續劇，今天是週末……等等不成理由，都可以使他不上班，也不打電話請假。
　超時工作即使是付加班費，也未必有人肯加班。一般人的人生哲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年老退休後有公積公，所以平常根本不須有錢。政府有各種立法，週到的保護這些勞工，況且工業區工廠比比皆是，這家幹的不如意，換一家嘛。這家公司吵架了，再到別家去。
　工人跳槽是老板最棘手的問題。勞工缺乏，於是大批的馬來西亞人紛紛到新加坡來。他們需有工作證方能在此打工，而在申請工作證時，新加坡立法規定：需在同一地方工作二年以上始可跳槽。
　也因此，在新加坡的建築工人或需用勞力的行業，很多是來自馬來聯邦的。電子工廠、成衣工廠最歡迎的，是聯邦的華人女工，因為她們不大挑剔工廠工作環境，工作表現較勤奮、肯多加班、希望賺較多的錢。
　終身僱用、高薪制度是促使日人對公司忠誠的要素之一。而且，公司是家庭的延伸，老板關懷員工的一切，包括他的家人在內；公司讓員工參與決策使他們有強烈的參與感及歸屬感，大家榮辱與共。公司規模大，不但能週全的照顧員工福利，還鼓勵各階層熱誠學習，追求知識，提高技術水準。這些，在新加坡現況下，都還做不到。

挖角風氣盛

　日本人對工作的執著、認真、敬業，是傳統使然。公司員工不能如期完成工作，他會不好意思，他認為這是自己無能，所以他昏天暗地的加班，自動放棄休假，為的是表示自己能力不錯。他安心一輩子待在這家公司，等待年資升遷，因為各家老板都不歡迎有跳槽記錄的人。新加坡沒有執著、不好意思的傳統，也沒有不歡迎跳槽記錄太多的老板，反而挖角風氣頗盛。
　另外，日本企業的金字塔式的人事組織，也是新加坡沒法仿效的。在日本，一個大學畢業生二十二歲進入一家公司服務，他的能力再強，工作表現再出色，也得照年資順序升遷，沒有人可以越級飛升–職級反映年齡，年齡顯示職級。日本沒有四十歲以下的總經理，五十歲以下的董事長。而新加坡是個現實社會，是個新興國家，一切都很年輕：國會議員中的青年才俊佔了絕大比例，政府官員也多半是年輕有為的新一代領袖，民營機構到處是三、四十歲、渾身衝勁的經理與董事長，五十五歲是公務員退休年限。新興國家怎能等得及僱六十歲的人來當「社長」（株式會社）呢？
　可是，就是因為日本的這種嚴格統制，才使得大家繁衍、滋長，維繫了日本人凡事只有大我的團隊精神，所以「品質圈」才能成功，「無缺點計劃」（Zero Defect Program）的概念才能為每一名工人所接受。

日本公司水土不服

　日本的企業管理，促使它成為經濟大國，那麼日本的跨國公司是否也採用本國的管理方法呢？這套方法，至少，在新加坡是行不通的。設在新加坡的日商公司，照樣為工人跳槽而頭痛，為工人不負責的工作態度而煩心。將軍再有計謀，士兵不聽指揮也是枉然。一些日商公司，只有最高階層是日本人，底下領班、或高級職員還是本地人。這些老板，受到語言障礙，無法和手下打成一片，管理更是困難。
　種族界限也使得日本老板不信任新加坡職員，不肯賦予行政權力，本地職員對公司當然沒有歸屬感，如此如何激勵職員工作士氣和效忠精神呢？而且本地職員的傑出表現，往往被日籍上司拿去向總行表功，平時又不肯向職員施以在職進修或訓練，難怪大家都有徬徨失望之感。
　新加坡一家報紙曾在社論中指出：「向日本學習……，也必須了解產生這種制度（指經濟奇蹟）的文化、教育和社會因素」。出使日本有七年之久的黃望青說，日本人事管理是日本文化傳統的奇特產物。前亞洲開發銀行總裁，現任日美歐三邊委員會日本委員渡邊武也表示：日本人的勤勞、誠實的屬性，是受了儒家思想影響的日本價值觀而培養出來的；他也說，日本的經濟發展，應多虧明治維新以前就已普及的教育。

東方哲學沒落

　在新加坡，東方哲學思想日益沒落。現在的新加坡人，只聽外國人的話。在學校，中小學生華文程度大不如前，父母爭相把孩子送到英校就讀，幾年前，不少華人以他只會說英語而自豪。現在工廠，仍有不少文盲。在這種文化、教育、社會環境下，如何培養新加坡人的儒家思想、東方精神？
　新加坡政府也許意識到這種潛伏的危機，於是交通兼勞工部長王鼎昌提出警告：如果我們喪失了亞洲人的特性–互助、互信，新加坡就會垮下來。
　廣播局主席黃望青也呼籲新加坡人，要關注家庭關係，進一步對朋友忠心，對社會有歸屬感，如此才可能成為品質圈的熱心份子。此外，教育部最近也發出公函，要各學校加強「道德教育」課程，希望也像日本一樣，每位老師都是負責「道德教育」的老師，確實做好「往下紮根」的工作。

要求派日本專家

　目前，新加坡向日本學習的，不只是經濟發展。像學習日本節省能源的方法、交通秩序的維持、電腦軟體工業的發展等等無所不學。在一九八一到八二年的會計年度中，新加坡政府向日本提出派遣四十位專家來新的要求。這些專家包括：電視導播、專科醫生、非破壞性檢驗專家、燒焊技術專家、微處理機專家和園林設計專家。這項要求，日本要在明年五月才能決定。不過有一點肯定了：從今年起五年內，日本將派四、五名教授，來協助新加坡大學工程系。
　誰都清楚：要把「日本模式」全盤搬來是不行的。所以職總會長蒂凡那說，除了要向日本學習以外，也要吸取西德、英美模式，溶造成新加坡的模式。
　向日本學習的地方很多，新加坡樣樣都學得來嗎？新加坡人民經常信任他們的政府，而政府又是個年輕有為的政府，儘管不少人對「學習日本」，採取保留態度，但是大部份人的看法，和朝日新聞國外新聞編輯井健策在訪問李光耀總理後所發表的評論的看法一致。井健策說：「在有著多元種族、宗教和語言的新加坡，要以社會情況迥然相異的日本為建國藍本，這顯然是個困難的大挑戰，可是李總理卻滿懷信心和熱忱。」（廷平為新加坡之資深新聞從業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