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醜陋的日本人」到「日本第一」？

閃亮的立體霓虹廣告牌，矗立在台北市西門鬧區的夜空中。銀白色燈管寫出的「國際牌」大字，在黃、紅底色的襯托下，顯得格外耀眼奪目。
　這是一家在台灣設廠十九年，著名的日本電器公司–「松下」的標幟。隔幾條街，它的對手「新力牌」，也在一閃一亮的爭取顧客。
　另外一家日本的「三洋牌」產品，同樣擁有許多顧客。在台灣，不難找到用三洋「媽媽樂」洗衣服、看「三洋牌」電視、買三洋電冰箱、聽「三洋牌」音響的人。
　他們的手腕上，很可能戴著日本製的精工錶；放假旅遊時，在中正紀念堂前拍照留念，「咔嚓」一聲所用的，多半是「堪農」、NIKON等世界有名的日本製相機；甚至剛出生的嬰兒，也為媽媽帶來日本貨的煩惱–不知應選森永、明治或雪印奶粉。
　嬰兒的父親，如果在稍具規模的紡織成衣工廠做事，九成以上，廠裡用的工業縫紉機是來自日本。到城裡拜訪客戶，直達十樓董事長室，所乘坐的電梯極可能是「日立牌」，中午應酬去的餐館，可能是日益流行的日本料理店。
　當這位厭倦日本貨的男主人，準備換掉他的中日技術合作裕隆牌「速利」，買輛福特推出的「全壘打」新車時，沒想到這種美國省油車，也是和日本馬自達的合作產品。

無孔不入的日本貨

　今日生活在台灣的居民，正像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一樣，在不知不覺中，已陷入無孔不入的日本貨的籠罩下。
　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每一百輛汽車中，就有二十三輛來自日本。芝加哥街頭，失業的美國汽車工人，拿著鎚子痛打日本車出氣，臉上表現出的，是被擊敗的，無可奈何的氣憤。
　最近在盧森堡舉行的歐洲共同市場部長級會議中，討論的二大主題之一，就是：「如何對付日本，解決貿易逆差。」同樣自二次大戰戰敗國重建而成工業強國的西德，在眼看漢堡港口卸下的日本進口車愈來愈多時，也加入共同市場的呼籲，大談減少日本經濟威脅的必要。
　三十年前，人人痛恨的戰敗國，二十年前為人恥笑的「醜陋的日本人」，今日卻成為美國學者筆下的「日本第一」，成為世界各地研究模倣的對象。大家都在問–
　日本的產品為什麼那樣好？
　日本的市場要怎樣打開？
　哈佛大學教授佛格爾在「日本第一」一書中，告訴他的美國同胞說，日本人逼得汽車王國掛冠求去，主要得力於勞工的高生產力、企業的良好管理、政府的賢能領導，和高明的銷售策略。
　著名的管理學教授杜拉克說，日本人注重研究發展，能保持工業技術的不斷進步。
　時代雜誌專題討論日本時說，日本工人有效忠意識。「他們終身服務於一個公司，不跳槽也不想鬧事，只知道規規矩矩的做事。」
　歐洲共同市場的官員，稱讚日本勞工既勤儉又敬業，「我們要強迫自己的英國工人，再回學校去學上十年，才有本事跟日本人較量。」
　日本的一位銀行家，在商業週刊上發表文章寫道：「促使日本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就是節儉勤勞的日本社會。」他說：「日本人造就了日本。」
　這樣一針見血的說法，得到一位在台灣經商的日本人同意。他說，日本人做事要求貫徹到底，「做什麼要像什麼。」

強烈認同感

　除此之外，歐美學者認為，日本企業界的終身僱用制度，日本老闆的重視員工福利，鼓勵創新觀念，優厚的退休金制度，都使勞工大眾沒有後顧之憂，全心致力於本身的工作。另一特點是培養集體共識，遇到難題，常通過討論，共同解決。
　由於員工與他所工作的機構認同，日本人常能將團隊精神，在工作上發揮盡至。一位日本銀行總裁曾這樣說過：「在日本，你問一個人的職業是什麼的時候，他會首先告訴你他在三菱或三井。他是當工程師、化學研究員或司機倒在其次。但是在美國，被問的人會先回答你他的工作職位。」
　在日本丸紅株式會社台北支店工作的我國籍職員藍永隆，對日本人的這種「認同」精神，也印象深刻。他說，十年前進入丸紅工作時，一位日本籍同事與他聊天，順便詢問他家中掛著的月曆時，他回答說是某一家公司贈送的。
　「當時，那位日本員工十分迷惑的樣子，」藍永隆說，「他在奇怪，為什麼一個在丸紅做事的人，不在自己家裡懸掛丸紅印刷的月曆，而喜歡別人家的產品。」
　這位在日本商社做事的中國人也發現，日本人以所屬機構為榮的心理根深蒂固。他多年前到日本時注意到，丸紅總部的員工，大部份將金錢存放在關係企業的富士銀行裡。許多學者專家認為，下屬與上司、老闆及員工這種心連心，共同邁步前進的做法，終於使日本在世界經濟領域裡出人頭地。當日本製品，以價廉物美襲捲世界市場時，一海之隔的台灣，自然免不了這場風暴。

逆差日益擴大

　雖然，如同在美國、歐洲一樣，中華民國的朝野人士一致大聲疾呼要減低對日貿易逆差，我國對日的貿易赤字卻直線上升。
　根據海關統計，民國四十二年到去年，除了民國四十四年，中華民國對日貿易出現一千兩百萬美金的順差外，其他二十七個年頭裡，都是赤字。從最早民國四十二年逆差五十八萬元美金累積到去年底，對日逆差總數超過一百六十億美元。
　光是去年一年，日本人利用貿易往來，從這裡賺去的鈔票，接近美金三十二億。這相當於中華民國今年度的國防預算總數，也等於我國去年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八。
　而且逆差情況的演變越來越嚴重。今年上半年對日貿易逆差仍然繼續爬升，已經接近十九億美元，據估計，我國今年向日採購的金額，至少要比輸往日本的產品總數，要多出四十億美元左右，打破歷年來的紀錄。
　有人認為，這個天文式的逆差數字，已到了無法忍耐的地步。
　也有人不敢相信，當年上海城裡遭人鄙視，廉價出賣的劣等東洋貨，如今已披上織錦外衣，登上世界一流的高級品寶座。
　更有人回想起八年抗戰的恩怨，不滿與憤恨的情緒難於平抑。
　比較接受現實的人，提出理智的呼籲，「經濟問題，用經濟手段對付」。
　一位處理對日貿易的政府官員再三建議：「平心靜氣。」他說，檢討中日貿易逆差，要客觀冷靜的探討–
　我們為什麼無法大量出口到日本？
　我們為什麼要大量採買日本貨？
　產業結構的差距，是對日貿易赤字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台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泰英說，日本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她目前所生產的機器設備、機械零組件、鋼板以及化學品等中間原料，恰好是走向工業化道路的我國迫切需要的。「再加上日本的這些東西，品質好、價格低，又有週全的售前技術說明與售後服務，因而受到我國買主的歡迎。」
　日本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的經理鄧世光，也強調日本貨便宜。經驗與事實都證明，他說，同樣性能的一部機器，日本製的價格比歐美產品平均便宜百分之二十左右。
　利保貿易公司董事長蔡志雄指出，機器的保養與修護十分重要，日本廠家把握了這個重點，能夠為買主提供迅速滿意的售後服務，也是日本機器可以大量賣到我國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售後服務

　他舉例說，一架日本進口的機器發生故障，日本工廠派專人前來修理的來回路程頂多三天，不影響工廠的生產。但是，他說，如果是歐洲製品，那就要麻煩的多。
　「有一回一家德國製的刻磨機出了毛病，我國技師找了半天尋不到原由之後，只好停工等待原廠派人來修理。」蔡志雄說，「沒想到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好不容易等來了一位德國技師，才發現是保險絲斷了的小毛病。」
　蔡志雄指出，這位德國人來回旅費昂貴不說，這家工廠停工期間的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大數目。「因此，多次比較之下，多數人選擇日本貨。」
　事實上，台灣與日本相互鄰近的地理關係，有利於日本人的售後服務之外，也能節省我國買者付出的運輸費用，降低買價。
　依照長榮海運公司的運費標準計算，同樣單位的鋼板，從德國漢堡裝船運來台灣的運費，大約是日本橫濱來到這裡的三倍價格。「講求成本與效益的商人屈指一算，就要捨歐洲而擇日本。」三菱公司的鄧世光說。
　除了這些原因以外，歷史與文化淵源也是造成多人愛買日本貨的原因。
　亞東關係協會經濟組組長林宗次分析說：「在日據時代台灣大企業幾乎都是日本人主持，整廠設備來自日本，後來的零件補充也都由日本供應。」
　在日治時代，許多老一輩企業家學得的流利的日本話，也有助於和日本商人溝通。有些商人認為與西方商人打交道不舒服，西方商人常有白種人的優越感。
　「西方人常常有民族優越感，瞧不起我們東方人，」長安冷氣工程公司總經理魏鴻鎣說：「與他們談生意，心理上老是有被歧視的感覺，倒不如去找同樣是東方人的日本人，最起碼不會覺得矮了一截。」

地理、文化背景相似

　東方人相似的體型、地理環境，也造成了使用日本貨順手的情形。
　「歐美人所用的機器設備，並不見得適合台灣，」一位研究中日經濟關係的人士說，日本人的體型與中國人相似，他們所做的機器大小，正好合於中國人使用。
　除了這些歷史淵源、自然因素外，日本廠家的精心設計手段與各種推銷計謀，也常促使我國商人不得不「就範」，大量進口日本貨。
　曾與日本一家音響公司合作七年的一位我國商人說，日本人與我國廠商合資設廠，簽約當時，我國工廠還沒有能力與技術生產某些零件，於是約好向日本採購。「沒想到合約的限制之下，就算是日後自己能生產了，還要向日本進口這些零件。」
　第一銀行董事長梁國樹在他所做的「對日貿易結構之檢討」研究報告中曾指出：「我國所遭遇的最大困難，便是舉凡我國短缺、非向日本採購不可的工業原料及產品，日本廠商任意抬高售價；我國已自行生產的工業原料及產品，則不惜以低價傾銷。」

借投資牟利

　許多與日商合資設廠的中國商人指出，日商常借技術合作與投資設廠為名，來推銷日貨，牟求高利。
　一位曾與日本人合作投資製造音響設備的本國商人指出，日人來台建廠大約分為幾個步驟。首先是「技術合作」，多半規定我方投資人一定要使用日本原廠的商標廠牌、購買日本總廠生產的零件；接著，日方就在運送零件到台灣時，將零件價格提高，從中牟利；下一步做法，是從日本總公司派工作人員來到這裡，由分公司負擔薪水，算是與總公司分攤了人事管理費。
　這位與日商合作吃虧上當的商人說，日方利用我國政府鼓勵投資的優惠條件，在規定的五年免稅期間，藉我國的較低工資，儘量提高生產量賺錢，不但佔據台灣市場，還用我國做為基地，外銷到別的國家去。這位商人指責，不少日本廠商在五年內，賺足了鈔票之後，不是故意賠錢逃稅，就是去找藉口撤廠，拔腳跑到別的開發中國家去，重施故技。
　日本廠商的零件加碼，以及對我國必需進口的貨物加價出售的做法，確實讓許多我國商人感到痛恨。據說，日本賣到這裡的紡織用染料，比正常的外銷價格，要高出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
　「我們的人就算知道，也無濟於事。」一位進口商說。他說，日本商人明瞭我國紡織界的生產型態，知道我們的紡織用染料，非用日本貨不可，就使出了這種毫不留情的賺錢招術。

工商情報靈通

　這位進口商指出，日本人的工商情報靈通，對於貿易對手瞭解的細密透徹，才是日本推廣貿易，無往不克的最大武器。一位在日本商社服務的我國職員承認，目前在台最活躍的五大商社––三菱、三井、丸紅、住友與伊藤忠，在搜集台灣地區經濟情報方面，不遺餘力。
　這位職員透露，商社中每一個基層職員的工作範圍，都以總公司所經營的貿易項目來分類。像他在食糧部工作，就專門負責搜集食料、砂糖和畜產方面的資料。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倒像是一個新聞記者。」這位職員說。他表示，他每天的固定工作中，有一項是閱讀我國報章雜誌，如果發現任何有關砂糖及動物飼料業的報導，就要抄錄、剪貼或者複印，再依資料的緊急性分類，透過電話、電傳打字以及郵寄的方式，傳送到東京的總公司。
　「在那裡，所有的資料都經過電腦系統，存放在監視台灣區經濟發展的中國室裡。」
　這位職員也與生產砂糖和飼料的我國業者保持連繫，隨時了解這兩項產品的價格與產量浮動現象，提供給總公司做為參考。
　據他了解，台北最活躍的五家日本商社之間，在搜集資料方面的競爭非常激烈，「有的人，為了獲得第一手情報，常常陪著業者一起打高爾夫球，洗三溫暖，以便建立情感，早日得到市場變化的新資料。」過去曾在台北的日本商社工作的一位貿易商說。

商社遍佈世界

　他表示，日本商社的分支機構遍佈世界各地，每一個分社，都是利用這樣的方法，透過當地職員去了解那裡的經濟情況。「因此，有時候商社的情報比新聞界或者日本政府的消息，更要迅速、正確。」
　這位貿易商清晰的記得，七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辭職之前，他工作的這家商社的華盛頓分社，就在事前由白宮方面獲得了這項消息。因此，當新聞快報宣佈尼克森辭職時，他也在台北辦公室，看到了華盛頓分社發來的參考文件，不但說明尼克森即將辭職，而且分析他辭職之後，對於美國的經濟有那些影響。
　這個實例，對於參觀過三菱台北辦事處的人來講，並不算誇大。座落在台北中山北路一座大廈頂樓的三菱台北分社，有一間「電報室」。房間裡的電傳打字機滴滴答答快速急響，直接向東京總社傳送或接收訊息，那種忙碌緊張，一刻不可鬆懈的氣氛，跟搶新聞的傳播機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常使得初次參觀的人，忍不住陣陣驚愕。
　這許多歷史、地理、文化、語言的因素，加上日本貨品的物美價廉及日本人的推銷術與情報網，造成了我國勢必要大量進口日本貨的壓力，因此，經濟部曾宣佈：「改變對日貿易策略，不用以減少日貨進口為手段，而以擴大對日輸出，為改善對日貿易的主要措施。」
　這個期望，能否如願以償呢？

消費習慣不同

　台灣經濟研究所劉泰英副所長說，「賣東西，要有人買。」他指出，日本人進口的貨品當中，屬於尖端工業的精密航空器及核能，是我國無法提供的。不過，這個地小人稠，缺少耕作土地與自然資源的國家，每年需輸入大量吃的與用的東西。這些消費性產品，正好是我國大量外銷到歐美的貨物。照理說，應該可以打到日本市場去。
　「只可惜，日本消費市場的性質與歐美不同」，劉泰英說，「日本只有單一的高級品市場，歐美地區是高級到低級品處處有人買的多樣市場。」他認為，我國外銷產品，一向以訂單大，價格低廉，不在乎品質好壞的美國市場為主，運送到日本去時，就有賣不出去的煩惱。
　亞東關係協會的林宗次組長說，日本人買東西講究廠牌與包裝。「日本人送禮物，買聞名全日本的，「三越」或「高島」百貨公司的東西，才是最有面子的事　。」
　時常代表我國出席中日貿易會議的林宗次說，每當中日二國會議結束，交換紀念品時，日本人擺在桌面上的，總是包裝精美，看起來氣派堂皇的東西，「相形之下，我方贈送的似乎很寒酸，」林宗次說：「其實，禮品的價格往往不相上下。」

日本謹慎挑剔

　三菱商事的鄧世光以成衣為例子，說明日本消費者的「挑剔」。他說，日本人選購襯衫時，除了試穿大小，選定花色外，還要看一看鈕扣的顏色是否與衣料相配，每一條車線是不是筆直、領口有沒有對稱等。「稍微有一點不滿意，他們就不要。」
　一位曾經與日本朋友逛街買東西的記者，也驚訝於日本人挑東西時的謹慎。她說，這位日本女教授在台北一家著名的百貨公司為兒子選外衣，當她看中一件鵝絨夾克時，左比右拉，覺得外表還算可以之後，「竟然翻了個面，去看襯裡。」
　結果，這位日本顧客發現，裡子的車工不夠精細。離開那家百貨公司時，我國的這位記者注意到，日本女教授所放棄的夾克，就是出口日本不成又打回票的貨色。「這可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她說。
　另外一位在我國開設貿易公司的日本商人丸山亟一認為，高品質是日本人買東西時的基本要求。他說，從吃飯用的碗筷，到客廳放的木製傢俱，除了質料好外，日本人也要色彩看起來調和悅目，相配得恰到好處。
　有人說在吃東西的習慣上最能表現中日兩個民族性的差異。日本人請客吃飯，精緻漂亮的盤碗餐具擺了一大套，打開蓋子，不過是幾顆花生與一條乾鹹魚。中國人大不相同，在破了邊的盤子裡，盛的是價昂味美的烤鴨或黃魚。

不瞭解日本

　經濟專家指出，國人這種大而化之，凡事不注重小節，不求甚解的作法與日本人投下大筆人力，財力，有系統、有組織的收集、分析市場情報，成顯明的對比。在日本，有對台灣詳加研究的日本台灣專家，但在國內卻難找到肯花時間、精力，詳細研究日本產銷情形的我國學者。而我業者更缺乏日本大商社式的細密情報網，雖然會說日文的人不少，真正了解日本的人卻不多。
　「相互之間了解上的差異，也是中日貿易逆差上的一個問題。」劉泰英副所長說。他指出，日本人消費習慣的改變，以及行銷管道的複雜，都是外銷物品到日本之前，要有所了解的。
　這位經濟專家透露，日本人吃香蕉的習慣逐漸改變，影響到台灣香蕉在當地的銷售。
　劉泰英說，過去，日本人剝皮吃香蕉，講求香味，我們出產的表皮上有斑點的芝蔴蕉，恰好合適。「但是，這幾年來日本人喜歡把香蕉剝開之後，切成片狀，做成水果沙拉來吃。這樣一來，原先靠香味取勝的台蕉，就失去了競爭特性，遭遇到菲律賓與南美香蕉的挑戰，」他說。
　中日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主管經濟的次長兼經濟部長渡瀨宏也強調，賣東西到他的國家去，事先要做好情報。這位由通產省指派到台北工作的日本代表表示，日本人對於中華民國經濟情況的了解，確實非常詳細。他本人在來華上任之前，就曾經接受三個月的訓練，以便學習中國話，明瞭台灣近況。
　如今，渡瀨宏每天都要閱讀由「經濟事務室」為他所準備的台灣產業情況分析報告，並且在中午休息時間，學習中國會話。
　這位日本經濟代表認為，日本銷售管道複雜，不足以影響我國產品在日本的出售。他說：「只要一般消費大眾需要，行銷的商人就會設法賣出去。」
　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經濟事務室的副主任李瑞庭也說：「賺錢的生意不怕沒人做。」
　丸紅株式會社台北分社的負責人金丸昭夫說，只要你們的產品好，日本人沒有不買的道理。

狹小島國意識

　但有人指出日本政府的保護限制措施，及日本人狹小的島國民族意識，也阻撓了外國產品的輸入。
　例如，靠農民支持而當政的自民黨政府，為了保障自身利益，經常以各種藉口限制農產品進口，以含農藥成份，新鮮度檢疫為名，使我國盛產的柑橘，柳丁等果菜，無法順利銷售到日本去。
　而且日本人，有很強的「買主優越感」。中日貿易平衡對策委員會的執行秘書李上甲說：「日本人買東西，付出一萬想吃回三萬。」
　國貿局副局長蕭萬長，以日本限制我國鰻魚及絲織品進口為例，證明日本人很小氣。「才幾千萬美元的生意，他們也不肯放過。」
　雖然有種種障礙與困難，曾經擔任中央信託局駐東京辦事處的周賢頌指出，如果能研究日本內銷市場管道，覓取最適當經手商號，全權推銷，將商品銷入日本市場，並非不可能。
　這種做法，已經被美國商人引用，並且十分成功，據報導，美國的一家SCHICK安全剃刀公司和MAX-WELL咖啡公司，分別經由日本有名的服部公司（HATTORI CO.）及味之素公司（AJINO MOTO CO.）代為推銷產品，都很成功。
　因此，周賢頌建議說：「只要我們自己的工業，能產出特殊商品，以生產者立場，委託日本有地位有歷史的公司代為推銷，必然有成。」

應先要求自己

　綜合這些結論，一位政府官員認為，解決中日貿易逆差，要看自己爭不爭氣。他說：「我們要訂出一套確實可行的辦法，不是一廂情願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的說法就能夠解決的。」
　從事大貿易商工作的南聯貿易公司經理王瑞祺也說：「要求別人，不如要求自己。」
　一位日本籍教授江夏健一，在台北演講時，率然地問：「日本人能，中國人為什麼不能？」
　於是，關心中華民國經濟前途的人士，禁不住要相互詢問–
　怎樣做才是真正的能？
　如何下手方可避免不能呢？
　美國的杜拉克博士認為，日本倒也不是事事都能。這個國家充分發揮使用僅有的人力資源，才是走對了正確道路。
　中日交流協會的渡瀨宏次長也說，中華民國的人力與技術水準，都很優秀，「只要再往前跨一步，這裡的發展未可限量。」他說。
　三菱商社的鄧世光常為國內製造商的不肯拋棄大而化之的「馬馬虎虎」，而感到難受，他有一次經手台灣蘆筍罐頭外銷到日本一家有名餐廳去的事。「沒想到貨到了，餐廳主人打開罐子一看，馬口鐵的內部生了鏽。」
　鄧世光說，這筆生意最後終於賠錢了事。當他詢問國內的這家廠商，為什麼用生鏽的鐵罐時，那廠商回答說：「採購的人認為，外銷日本的東西，運輸時間不長，不必放太久，因此就自作主張買了便宜的鐵罐。」
　這位在三菱工作有二十年的經理表示，這種因小失大，破壞長期買賣的事，經常發生。他認為，國人不注意品質管制的隨便態度，時常自找麻煩有害商譽。他說，日本人做生意維持商譽最重要。「有時候為了定期交貨，甚至自己賠錢，將船運改成空運也在所不惜。」
　另外一位熟悉成衣工業的貿易商也說，仔細小心生產精良的貨品，應當是製造業員工的基本信條。他說：「日本消費者挑剔的衣服跳針現象，只要在車縫時注意更換車針，用久了的針一定換新，就能避免這樣的瑕疵。」
　這位與日本人來往頻繁的商人說，中國人的聰明智慧不差，傳統文化比日本更悠久，沒有理由在個人工作的表現上比日本民族遜色。
　國際牌電化公司的林哲生也認為，一對一相比時，中國人顯然比日本人反應要快，頭腦要靈敏。「只不過十對十時，中國人就要敵不過日本人了。」

應效法團隊精神

　這種一致對外的團隊精神，被西方人看做是日本人不可思議的武器。佛格爾教授也在「日本第一」中說，在國際經濟大賽裡，日本人民、政府與企業家的一條陣線，是獲得成功的關鍵。
　「這顯然是我國目前最缺少的條件。」一位經濟學家說。他認為，要突破中日貿易逆差的困境，日本人提升工業水準的做法，值得做為借鏡。
　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最近在一次演講中說：「日本近年來在工業升級的步調上何其迅速？而我國生產力成長率為何降低？這個問題實在值得國人再三深思。」
　他指出：「由日本近數年來的例證可以知道，就長期而言，更新設備、節約能源、推動自動化生產投資，進而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是增加企業競爭能力的最佳途徑。」這些做法，也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明哲所說的：日本人成功的長處。
　張明哲曾經有這種主張：「我們經濟發展應該走日本的路線，採取緊迫釘人的方式，照日本的方法去做。」
　反對這種看法的人認為這樣做，不符合實際；也有人在情緒上堅持不肯走所謂日本人走過的路。
　神通電腦公司董事長苗豐強就說，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心理較重，不適合日本那套講求團體一致的管理哲學。
　以「莎喲哪啦，再見」一書而著名的作家黃春明認為，日本人那種殖民式的經濟政策，不值得效法。
　另有一些人表示，學日本發展經濟的方式與對日本人的情緒感覺是兩回事。中鋼公司董事長趙耀東說過，他與日本汽車公司主持人見面交談時，曾經警告他們不要過份自私，千萬別發動一次經濟上的珍珠港事變。
　不過，趙耀東董事長也承認，日本人的工作態度值得提倡。他參觀日本工廠時覺得，「那裡就跟戰場一樣。」
　這位國營事業的負責人，曾指示公司當局購買五十本「日本第一」，希望中鋼的一級幹部，都能仔細閱讀這本書，研究一下日本到底有些什麼長處。他對中鋼部屬說，與日本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要有「實力」。所謂實力，包括對於整個業務市場狀況和發展趨勢的了解，並且要具備國際法上權利義務的知識。
　據官方消息，行政院長孫運璿前些時也曾經指示政府官員應抽空讀讀「日本第一」，看有什麼他山之石，可以供我國學習。
　但是，仍然有人忘不了日本人的「醜陋」。一位抗戰時吃盡日本人苦頭的老先生說：「學什麼都好，為什麼要去學小日本？」
　交流會的渡瀨宏聽到這種評論後，提到「不恥下問」的儒家古訓。他說，學習與自尊是兩回事。七世紀時，日本在大化革新時代，一心一意學習中國，渡瀨宏說，那個時候坐船渡海到中國十分危險。「我們拼著性命也在學習。」
　這位日本代表表示，日本的民間與政府單位，都已了解中華民國縮減中日貿易逆差的決心。「我們正在設法調整。」他說，今年九月，雙方政府將要舉行的日華貿易會議，必然會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他卻無法預測將會有任何具體的做法。
　這類日式答案，不但令我國政府主管人員感到不滿意，民間企業界也認為不足採信。他們當中有人說，談判是日本人的拖延戰術。有人質疑–
　談判真的有效？
　無效之後又該怎樣做呢？
　代表我國官方立場對日談判的蕭萬長說，要想在談判中獲得成效，有賴中、日雙方的政府與民間互相合作。他形容這四方面就是一匹馬的四隻腳。「唯有這些腳都一樣健康，馬兒才能跑得快。」
　蕭副局長表示，在縮短中日逆差的過程中，日本政府若是有意協助，伸出一臂之力的話，將大為有益。他說，日本政府對企業界的行政指導效力很強，可以多多鼓勵民間增加向中華民國採購。他也呼籲，日本政府應當將中華民國列入其他接受日本幫助推銷產品的國家行列，輔導我國業者順利將貨品銷售到日本國內。
　這位官員也強調我國政府與業者自求健全的必要。他建議政府採取措施，以加強融資、免稅及配額管理等方式，獎勵我國工商業界的對日輸出。
　蕭萬長希望我國的業者，「在觀念上要爭取日本市場；在實際行動上，要以開發日本市場做為主要目標。」他也勸告有興趣打開日本市場的商人，要「對日本市場多加了解，對日本消費的嗜好仔細調查。」
　「我國產業界不妨以日本市場做為考驗，凡是能夠輸往日本受到歡迎的產品，就能外銷到別的國家去，」蕭萬長說。

談判是拖延戰術

　但是，上面提出的這些做法，是否能夠經由會議的商談付諸實現呢？
　一位曾經與日本人談過生意的貿易商說，利用談判打太極拳是日本人的經濟哲學。他認為，日本人在所謂談判桌上，最慣用的推拖手法就是：「自己無法決定，要回去跟團體商量。」
　其實，日本人在談判會議上表現得謙虛有禮、毫無脾氣，談條件時卻又不肯讓步一味周旋，也曾讓有名的外交高手季辛吉感到迷惑。
　這位美國前國務卿在「白宮歲月」這本書中說，日本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行事方法，使得擅長契約、條件等會議商談的美國人不知所措。
　季辛吉說：「日本人不喜歡正面衝突，他們在國際會議之前，總是先派出一位特別代表，去洞察對方的意思，然後回國，尋求集體意見。這就是國際會議中，日本的首長們很少開口的原因。他們靜靜地在一旁搜集有關資料，以方便自己在國內做成決定。
　日本人決定事情的過程十分緩慢，但是執行決議時，既迅速又一心一意。」
　許多人擔心對日談判等於緣木求魚。於是，輿論界與某些工商人士，提議對日本採取強硬手段。「先將一部份日本貨品限制進口。」一位在政府機關做事的公務員說。也有人讚成對日本奶粉、衣物、電鍋等消費性產品予以設限。
　「日本根本沒有大牧場，也不飼養乳牛，」南聯公司的王瑞祺說，「他們做的森永、明治與雪印奶粉也是外國進口之後，再加工輸出的。」他建議我國斷絕日本奶粉的輸入，直接向乳製品的原產地–澳洲及紐西蘭購買。
　另一位贊成限制日本貨進口的商界人士，強調小心選擇設限項目的重要性。他說，設限要以不傷害我國的經濟發展為原則。
　關於這一點，我國政府還沒有表明立場。
　交流協會的渡瀨宏，說明了他個人的看法：「中國政府官員不會想不到設限之後，日本當局可能的做法。如果中華民國政府不考慮本身的經濟發展而限制日貨進口，那也沒有話說。」他指出，日本賣到中華民國的產品只佔日本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六，而台灣對日本市場的依賴卻大得多。

應虛心研究解決之道

　這些跡象顯示，透過商談，短期之內解決中日貿易逆差的希望似乎相當渺茫。被訪問的政府官員，企業界代表與一般員工都有共同體認：唯有自己做好工業升級，加速去發展機械工業，提高產品的外銷競爭力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不幸的是–
　企業家說：工人不勤勞，不好好做事，不肯學習無法改善品質。
　員工大嚷：既沒有福利，又缺乏職業訓練，做死做活都是那些錢，為什麼要做？
　政府官員埋怨：工商業界不求上進只求短利。為什麼不改善經營注重研究發展，提高生產力？
　企業家又說：政策不確定，金融制度不健全，公家機構配合不當，做什麼做？
　這樣怪來怪去，被一位經濟學家認為是無濟於事。蕭萬長也說，「觀念上雖然一致，行動上也要沒有差距。」
　因此，「什麼時候開始做」以及「怎樣才是具體的做」。又成為關心中日貿易關係者的問題。
　到如今，怎樣迎接日本人帶來的挑戰？如何克服中日貿易逆差的衝擊呢？有人認為：將這個問題，再看成是一次轉化成為契機的危機，向上再跳一步，中華民國就更加具有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