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鼓勵成立農業公司 — 兼論文風問題

我應朋友之邀，為「天下」雜誌創刊號寫了一篇討論臺灣米價政策的短文，並由經濟日報五月二十六日轉載。沒想到引起了一位賈鋼（我希望這是真名）先生的憤怒，在第七十九期時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火藥味十分濃厚，情緒化極深的批評文章，大標題是「遠來的和尚會唸經？」，小標題是「評趙岡鼓勵農民組織農業公司的看法」。

何必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這天下午，時報記者來訪，問我有沒有什麼意見。我委婉地謝絕了，希望等大家的肝火平息以後，平心靜氣地討論。無論有無結論，都對彼此有益。
　不過，我確是有些感觸。我深覺我們應該再努力學習在學術性的討論中，只論事，不論人。報界的領導人與編輯先生，應該注意倡導這種風氣。譬如說，賈先生這篇文章，小標題「評趙岡……的看法」，又正確，又恰當，為什麼偏要加上刺目的大標題「遠來的和尚會唸經？」現在隔海有另一個廟在拉和尚去唸經。肯遠來我們這兒的和尚已經少了，肯遠來而又肯唸經的和尚更少。不論經唸得對不對，這些人都是朋友，都是自己人，何必採取這種敵視的態度，自己劃下一道深深的鴻溝。再說，賈先生要批評的是我趙某人，何必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除非我們確有此企圖。
　現在回到本題。賈先生說我不瞭解臺灣的情況，不該拿臺灣與日本相比。如我剛才所言，現在剩下的幾個肯遠來唸經的和尚，都是衷心關懷臺灣的人。在美國我每天回家要閱讀三種航寄的臺灣報紙，我的剪報檔案未必比賈先生的少。碰巧我們也注意臺灣以外的經濟情況。在抬價收購稻米這一政策上，日本與臺灣走的是同一方向，只是程度不同。日本行之在先，故可引以為鑑。經濟規律有其普遍性，不會因為「臺灣不是日本」就對臺灣客氣。所以，臺灣開始實施此政策一年多以後，所有在日本出現的毛病在臺灣都出現了，唯一的例外是臺灣尚未達到像日本那樣過量使用肥料的程度。後來，看看情形不妙，我們才改為限量收購。限量收購是好是壞很難說。日本是飲鴆止渴，但究竟還是止了渴。社會雖然浪費了大量資源，農民究竟滿足了。臺灣是飲鴆而未止渴，農民尚不滿意。所以我們更有改紘更張的必要。

一千兩黃金與四萬兩銀子

　賈先生說臺灣農村老年人多，不可輕言改制。日本的經驗正好說明，農村勞動力老化正是現行制度的必然後果。農民捨不得放棄產權，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情況下只好派老人去看堆。現行體制不改，農村老化的現象將與日加深，空言同情，無補於事，要拿出真正根治的辦法。
　老農轉業不易是事實，但抬高米價來貼補不是好辦法。政府可以直接對老年而收入低的農戶給予直接貼補，如同救濟金一般。我們可以規定出標準，凡年在若干歲以上，年所得在若干元以下者，有資格接受政府的現金貼補。換言之，改變生產組織是上策，限定對象直接貼補是中策，透過提高米價間接貼補是下策，或是下下策，因為它不當地干擾了資源分配的機能。我們不妨在米價政策以外，想想其他辦法。
　賈先生認為我提議改革生產組織是「玄想」的「神話」，其理由之一是農田有好有壞，產量有高有低，如何能一齊入股，又如何去分紅。這讓我講一個故事。一百五十年前，上海剛開埠，西風東漸，有人勸上海幾個富人集資籌組公司。於是某甲答應出資一千兩黃金，某乙答應出資四萬兩銀子。於是有某丙質問：兩種東西不一樣，這怎麼可以認股？將來又怎麼分紅？某丁立即提出了解決辦法。至於是怎樣的辦法，我就不必說了，否則顯得太不尊敬賈先生。
　當然，籌組一個公司，不僅是農業，即令是工商業，也有許多技術問題、會計問題，否則商學系的若干課程就可以免開了。我回來以前蒐集了一些各國有關農業公司的論文及報導資料，希望有機會介紹給臺灣的讀者，看看這些「玄想的神話」是如何實地操作，如何組織，如何立法防止獨占（monopoly）。現在看來時機不成熟，也就不必提了。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和尚也不必一定要唸經。

改變組織不是強迫性的

　枝節問題談完了，再討論一下核心問題。賈先生指問我「倘若家庭農場面積的擴大能解決問題，為何趙先生不朝這方面想……？」奇怪的是，難道賈先生真看不出我整篇的文章就是討論這個問題？讓我換個方式說吧，我前文討論經濟政策的二大忌，一忌不當地干擾價格機能，一忌以某種方式硬性規定資源配備的比率。對農業生產而言，資源配備的比率就是農民與耕地的比率。也就是平均農場面積。目前，中、日、韓三國都面臨這個課題，如何才能改變農民與耕地的比率，以適應新的經濟條件。
　再具體一點說，甲乙兩農比鄰而居，甲乙每人所得只有普通城市工人所得的一半。假設某甲轉業變成工人，他的所得可以增加一倍。如果他走前把耕地賣給某乙，某乙的所得也因之增加一倍。問題不是全解決了嗎？現在的癥結就在於：某甲為什麼不肯這樣做？有什麼辦法可以誘使某甲這樣做？某甲不肯這樣做的原因不外：一、法令不許某甲賣地，或是不許某乙買地；二、某甲因為不願放棄預期的土地增值而不肯賣地；三、某乙因地價太高而買不起；四、其他經濟或非經濟因素。第一項因素現在已不存在，所以不外是二、三、四項。我個人判斷第四項可能不很重要，主因大概是二與三。我不敢保證判斷絕對正確，但我始終未曾離題，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鼓勵不是強迫

　我最後提出一個解決辦法–如何在這種條件下改變農場面積。前文中我特別強調兩點。第一，改變生產組織不是強迫性的。我使用「鼓勵」兩個字，非強迫性的含義應該十分明確了，不知為什麼會有人因此而動肝火。第二、我說明公司組織在配置資源方面有最大的靈活性，而且這種靈活性可以長遠發揮。我是說：如果一個老農不願放棄祖遺的田地，而自甘淡泊，他有絕對的自由留在農村，沒有人強迫他放棄任何他不願放棄的東西。如果有人願意參加公司，但是不願離村轉業，他可以留在公司充當農業工人。如果他願意參加公司又願意轉業，但是不願放棄土地產權，這也完全辦得到。這種組織就有這麼大的靈活性。賈先生可以提出各種不同的個案，絕大多數我們都可以做適當的安排。以上是我前文的提議。我的看法容或太樂觀，但也沒有一句話離題。

文化事業不同於普通商業

　我前文通篇在討論擴大農場面積的問題，賈先生偏要說我未曾向這方面想。更奇怪的是，賈先生既然向這方面想了，卻對家庭農場到目前為什麼不能擴大，今後用什麼辦法使之擴大，隻字不題。好像賈先生專門為了罵人而罵人，而且全文沒有條理，是一種隨筆式的漫罵。
　在自由世界，在不觸犯法規的範圍內，人民有漫罵的自由。我們大家茶餘酒後多多少少都享受過這種自由，這純屬私人行為。我無權干涉賈先生的私人自由，也談不到有什麼意見與期望。但是我對輿論機關的編輯先生，卻有一點意見與很大的期望。尤其是影響力大的輿論機構，編輯先生們握有選稿的權力，因此也就有責任。他們有責任要領導文風，使之始終不越正軌。這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也是文化事業不同於普通商業店號的重大區別之一。編輯先生千萬不可以輕易放棄此項重大的社會責任。
––民國七十年六月四日，臺北
（趙岡為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