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最近殺鐵路警察事件，我是應思聰的弟弟，我有些話想對社會大眾說，希望你可以理性地看完。（編按：本文作者的哥哥為思覺失調症患者）
對，這位殺人犯該死、該受刑事責任，不該無罪50萬交保，我絕對支持檢察官依法上訴。請看清楚我的法律立場。
但是，對不起，我不是法官，你們也不是法官，都沒有權利或專業去裁定這個判決。鍵盤手們，我懇請你們放下那些你惡毒的言語：一命換一命，敗類快拖去槍斃這類的話。
「你們可以有更多的力氣去呼籲政府正視『思覺失調症』這個疾病管理問題。」
十年前，哥哥患病了，我跟爸爸沒有發現，只覺得為什麼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連一份工作都沒辦法做好，不斷被不同公司資遣，把那份情緒連同帶回家中，覺得旁邊人都想陷害他。
他的病情惡化了，曾經拿著剪刀在澎湖的路上跟路人乞討50元；他被地方的混混欺負，跟混混爭執到把別人的摩托車推進海裡；他曾經對家裡的門瘋狂敲打，爸爸必須把家中的菜刀剪刀都鎖進倉庫裡。
以上的事件讓警察找上門了，以民事責任要請父親處理，爸爸覺得大事不妙，哥哥因此被送進精神管制病院，哥哥的治療進程就跟《與惡》的應思聰幾乎一模一樣。
過了三年，哥哥的思覺思調症狀當然是還沒復原，但精神管制病院因為床位不夠，以哥哥幾乎復原為理由要他出院。自此，哥哥回到家中居家治療，爸爸必須每天早上對他房間解鎖，夜晚再把他房間反鎖，以避免任何無法預測的遺憾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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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文章，我想表達的是：
病患殺人絕對有錯，家屬也有錯。
但是，這個疾病太多人與太多家屬根本不認識，甚至以為自己的家人不過就是比較激動或是一時生活低潮罷了，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其實生病了。
我以前是醫療公關人員出身，藥廠砸了多少錢在操作媒體網路以及傳統媒體，遊說政府單位，呼籲大眾注意高血壓、糖尿病、黃斑部病變這樣的疾病。但是關於『思覺失調症』，我幾乎不曾看過任何衛教資訊在媒體出現 。
唯獨《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台灣熱燒那一陣子，這疾病被關注了。但過了那段激情期，多少人還記得存在的這一群病患？事情發生，只有叫他去死、叫他的家人去死，是網民伸張正義的方式嗎？
另外，《與惡》劇中，陳聰律師之所以如此痛哭他的被告被判了死刑，那是因為「死刑只是治標，不是治本」。
判死刑無法喚起這個政府這個社會，去重視這個疾病的照護體系，以避免更多遺憾的病患傷人事件再次發生。
還記得，我上文寫到的嗎？
管制病院因為床數不足，因此要求尚未復原的哥哥出院，這是真實的問題，這群病患沒有得到完善的醫療照護體制；以及這個社會，沒有幾間民間NGO願意接納這群病患，漸進式引導他們重回職場與社會。他們一輩子只能在病院，又或是關在家中，更慘略的是被鏈鎖在家的後院。
「如果這樣只是用死刑治標不治本的狀況下，患病的確診數不會減少，因為照護體系有限，而得到治療的人也永遠只是那個數字而已。」
因此，社會遺憾的意外，當然更無法或得到太好地掌握與控制吧！
我絕對同意殺人犯應受到該有的法律制裁不是只有五十萬交保，國家應該提升社會防護安全網絡。
但是，我更希望這政府這個社會，這一切醫療體制，對於這群病患有更多的照護計劃與衛教認識，對他們有多一點認識，因此可能減少一點遺憾的事件發生。
我會願意站出來面對社會，詳談哥哥的病情，那是因為我覺得我身為愛他的家人，我可以讓他可以多一些被社會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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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權利當法官決定別人的刑求結果；但是你絕對有那一丁點能力，可以去喚起這個社會對這個疾病的意識！
我們都是好人，粗暴簡單的正義感，向來解決不了問題，可以少一點鍵盤攻擊，多一點有意義的言語遊說。
如果可以讓更多人認識真實的思覺失調症，這是「我們與善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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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Vincent. Takahashi，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