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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運動正往全球延燒。美國國會將於9月23日這週表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不少人預期，這一法案有機會在國會高票通過。而9月17日，黃之鋒、何韻詩等香港運動的民意代表，也直接進入了法案的聽證會現場，遊說議員們投票支持法案通過。（延伸閱讀：香港示威者為何希望美國會通過人權民主法案？）
如果說80到90年代，《中英聯合聲明》與香港基本法奠定了「一國兩制」受法律保障的制度內涵；2014年在佔中運動背景下，北京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重申並修訂「一國兩制」的政治內涵；2019年美國國會將正式投票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就第一次令「一國兩制」此前隱形，但事實上一直利害相關的國際力量，逐漸浮出水面。（延伸閱讀：歷史的伏筆？香港一國兩制，為何走向名存實亡）
「兩制」不是香港內部事務
一國兩制不僅僅是「一國」框架內的制度安排，它也是國際社會從1997年以來，繼續給香港一個區別於中國的經貿、居民地位的前提——因為有「兩制」的存在。
而這正是一國兩制被設計的初衷——北京希望香港延續這一定位，以區別於中國的獨立經貿角色與全球市場打交道。無論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如何，香港都可以作為國際自由港，維持錢、人、貨物的自由流通。
也因此，這一以模糊性著稱的安排，其政治與制度邊界劃定得愈清晰，壓得愈低，其影響的不僅是香港，還是以一國兩制為前提與香港建立關係的美國、歐洲、台灣、日本等多邊關係。遭遇的反彈，也必定不是僅僅來自香港內部。正如現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美國國會正在上演的。
中、英以及各路境外勢力紛紛浮出水面，把香港問題，歷經32年後重新推上國際牌桌的最前線。2019「香港之夏」的蝴蝶效應可能才剛剛開端。（延伸閱讀：香港危城終局？反送中運動來到臨界點）
靜觀其變時，是時候重新梳理「一國兩制」，這一最初設計給台灣的政治安排，如何在香港的MVP（最小可行產品）試驗階段，就面目全非。
香港問題，絕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事
1977年7月，鄧小平從激烈的黨內鬥爭中第三次復出。一個月後，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派國務卿范錫來北京，探討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
其時，中美關係中最主要的障礙是台灣。鄧小平對范錫提出了三個條件：對在台灣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廢約、撤軍、斷交」。同時，鄧小平也多次提出，中國將「保持某些制度不變」地來解決台灣問題，「尊重台灣的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
當時，中英關係並無波瀾，也尚沒有「香港回歸」的問題。（延伸閱讀：【香港回歸20年】從兩制到一國 習時代的香港變奏曲）
1978年，鄧小平指示剛剛擔任國務院華僑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1979年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後，他也兼任副組長，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在北京主持召開新時期的港澳工作預備會議。
會議的重點放在清除文革極左路線對香港的「干擾」和「破壞」。會議之後，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出版界參觀團的時候，表明了當時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他說，「香港的現狀，看來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香港問題，將來可以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但是絕不是短期內的事。這就要肯定兩條：一是現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二是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是兩種不同的制度，這在短期是不可改變的。」
這一態度，也是長期以來中共對港政策的延續。
蔣介石要，毛澤東還不要
二戰結束後，蔣介石曾通過羅斯福傳話給邱吉爾，試圖讓英國歸還香港。邱吉爾拒絕。
而此時，毛澤東在延安對三名問到了香港的西方記者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還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嘛？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澤東文集》第四卷）
「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往往被總結為毛時代北京對香港的基本政策。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強世功指出，當時，「毛澤東是政策制定者，周恩來是執行者，廖承志作為周恩來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負責香港。」
1957年，周恩來和上海工商界座談時表示，「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他要求對香港的資本主義：「要好好保護它，不要破壞它。」
1966年，周恩來通過廖承志向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布了指示：「香港不能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香港同胞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將席捲香港。……務必避免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鬥，發生大亂子，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
被北京「放鴿子」的香港傳統左派
但隨著文革深入中國，香港也爆發了罷工和低烈度的反政府事件，而港英政府則採取堅決平息的態度。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出了這樣的評論員文章：「我香港愛國同胞在七億祖國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要向英帝國主義索還血債！一定要判處英帝國主義的死刑！這個歷史性日子一定會到來的。」
此時，香港的傳統左派並不清楚中共對港真實思路與政策。他們所堅持的反資本主義、反殖民愛國抗爭，在這時顯然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他們以為，北京終於要從港英政府手中「解放香港」了。由物價上漲、罷工引起的一系列底層抗議，在左派的引導下迅速極端化，演變成文革式的「六七暴動」，釀成徹底的悲劇。
「恐共」與「仇共」成為香港民意的基本底色
強世功認為，六七暴動奠定了香港人的基本心態結構。
極端化的抗議引發了香港市民對中國共產黨和左派的不滿和恐懼，反而增強了既存港英統治秩序的正當性和民意對它的支持。由六七開始，「恐共」與「仇共」成為香港民意的基本底色，也促成了「香港人」區別於中國內地的身分認同的出現。
由香港網民自發創作的《願榮光歸香港》也成為香港的「地下國歌」之一，全城傳唱
對左派而言，更為心酸的是，北京迅速叫停了「六七暴動」，並在文革結束後，由廖承志向香港宣布了北京的態度：「香港雖是我們的領土，但是現在受著英國的統治。是屬於另一種制度。英國和我們的關係目前是友好的……」
但變化比人們預想的更快發生……。（待續）（責任編輯：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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