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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稍縱即逝、即溶，而人生有所達成的滿足感，似乎更能夠持續、長存。
這句話乍聽之下很像是詩歌感嘆或老生常談，但一旦被心理學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嚴加定義之後，直接去衡量，卻衍生出極為豐富的思辨層次和政策意涵。
例如：政府致力於推動經濟成長之餘，對「庶民」的幸福和快樂，究竟應負責與否、又或者能負責到什麼地步？更重要的是，選民對經濟表現買單嗎？特別是GDP等總體經濟成長數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有利於執政黨的候選人順利連任。
但根據康納曼的說法，問題似乎沒這麼單純。
康納曼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主要貢獻在於透過一連串的實驗設計，發現重要的認知與思惟偏誤（biases）類型（尤其是當生手處於不確定性高的決策環境中，更容易發生）。不僅直接挑戰了傳統經濟學針對人類行為所做的「理性假設」（human rationality），更因此成為晚近「行為經濟學」得以開創的頭號關鍵人物。（延伸閱讀：經濟愈成長，人民真的就愈幸福？）
在旁人眼中，康納曼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甚至帶點憂鬱。但他竟然研究起幸福和快樂此一主題，而且長達15年。此外，他最近的研究興趣更從「快樂研究」轉移到「雜訊」（noises）對決策的影響。
話說回來，除了聰慧之外，或許就是這份多愁善感，讓他的觀察和見解既深邃且精細入微，往往教人驚異不已。
幸福快樂的程度很主觀，發問卷或看GDP哪個比較準？
指控主流經濟學只會探討冰冷的經濟數據，不管個人的幸福快樂，其實並不到位，更未盡公允。根本理由在於，經濟學也在意人民的幸福快樂，只是思考架構和所採用的方法比較間接。
就傳統經濟學的重要根基──「效用」（utility）來說，大致相當於一般人所講的幸福快樂。但因為「幸福快樂」的感覺屬於主觀性質，所以普遍被認為既無法衡量，也毋須衡量；不過，還是可以透過經濟決定和市場交易來加以「顯現」（revealed）。
康納曼稱之為「決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以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定義為例：「一個國家在一段期間內所生產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總和」。重點在於乃經供需雙方交易而來「市場價值」。所以可以把GDP的衡量方式，視為「所生產的東西」（供給面／客觀面）交由消費者來評價（需求面／主觀面），而消費者的評價高低，則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權重。
然而，由於GDP的計算幾乎排除了所有市場以外的生產活動，例如：家庭內的勞務，以及包括休閒在內等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以至於即使GDP很有用，並和生活水準高度相關，依然不足以代表人民的幸福程度。
既然如此，何不透過問卷設計，直接探詢人們的心中的真意或態度，來得更直接了當些？
晚近的確已有不少國家和國際組織陸續採用此一方法，並統稱為「主觀幸福指標」（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其中以從2012年開始，由聯合國每年出版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最為著稱。（延伸閱讀：芬蘭人為什麼全世界最快樂？）
間接衡量幸福的GDP，和直接發問卷的幸福衡量方式，兩者究竟孰優孰劣，暫且不在話下。比較重要的是，康納曼的實驗也採此一方法，試圖衡量出他所說的「經驗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或快樂。
人類其實超不理性 你的經驗和記憶影響決策更多
但康納曼顯然有更深層的關切。對他來說，如果行為的「理性假設」經得起事實考驗，那區分「決策效用」和「經驗效用」就不再有任何實益。但他向來主張（且已極力證明出），「理性假設」的概念並不完全符合現實（unrealistic），所以「經驗效用」就更值得加以衡量和測試。（延伸閱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研究非理性行為，才能讓經濟學更人性化）
除了決策效用和經驗效用之外，康納曼更進一步提出「記憶效用」（remembered utility）或快樂，並透過實驗設計來證明，人們的認知、記憶和選擇並不全然可靠，和傳統理論的「理性假設」相去甚遠。
「昨天是否感到幸福快樂或生氣、焦慮、懊悔等負面情緒」（hedonic approach／特徵或分樣法），以及「就此刻而言，對人生是否覺得滿足」（evaluative approach／整體評價法）；這兩道問題，就是由康納曼所提出，並被廣泛應用。
其中「所得提高能否有效提升幸福」，以及「所得提高是否有助於執政黨贏得選舉」，都是引發高度關注的命題。
所得提高能否有效提升幸福？
答案是未必。
雖然物質豐沛無虞仍很重要，但康納曼發現，所得高低、婚姻狀態和教育程度，對個人是否覺得幸福快樂（由於逐漸適應或期待跟著水漲船高），不若對人生整體滿意度（和社會期待或特定目標之達成有關）的影響來得大。（延伸閱讀：要賺多少才快樂？研究告訴你）
倒是如果所得愈高，意味著更能掌控自己的時間，則會有效提升快樂程度。所以如果為了有更高收入而必須拚命加班，顯然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康納曼也發現，很多人聲稱致力於「追求幸福快樂」，但真的如此嗎？他們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如果必須犧牲和家人朋友相處的時間，所追求的目標其實是人生滿足，而非生活快樂。
所得提高是否有助於執政黨贏得選舉？
應用康納曼的理論所做的諸多調查顯示，就高所得國家的經驗來說，這答案一樣是教人不敢太過樂觀。
即使該社會已享有民主自由，特別是所得提高的因素，都會對人民的「人生整體滿意度」帶來正面且可觀的影響力。但選民的投票行為，恐怕和投票前夕「是否覺得快樂」關係較大，甚至也會受到投票當天的天氣好壞所左右。
感覺有點教人氣餒，但原因可能是什麼呢？
有此一說：經濟情況好轉之後，其他非經濟因素反而可能成為更重要考慮。（延伸閱讀：公投激化對立？瑞士如何做到事事都可拿來投票？）
更要命的是，選民對政策的歸責或歸功能力，其實有限。（延伸閱讀：投票前，先與台灣選民簽約）
至於陰晴不定的天氣竟然也扮演一定角色，可就有趣了。而且其影響管道並不是一般所以為的投票率高低，而是如果投票當天天氣不佳，例如下雨，昏天暗地往往會提高人們「風險規避／厭惡」的程度，以致更加偏好「維持現狀」。這當然有利於尋求連任的執政黨候選人。（責任編輯：陳郁雁）
關於作者 洪財隆
現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奧地利茵斯布魯克 (Innsbruck) 大學經濟學博士，德國曼海姆 (Mannheim) 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畢業、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台北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清華大學人社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等職。著有《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