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校長蘇慧貞：500萬人跨國求學，台灣如何吸引頂尖人才？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認為更需要深刻檢視：我們所培養的未來公民在全球的地圖上是否充分具備團體協作、實踐、多語文、跨文化了解、溝通和靈巧移動等能力？當世界在他們的面前快速開展時，如何適性適材地參與和擁抱、成為不會被輕易淘汰的下一個世代？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在1999年，也就是20年前，當時的高等教育人口中約有200萬人在全球移動，成為日後在各地影響深遠的國際學生。時至今日，已經超過500萬人，這樣的規模也主動、被動地充分改變每一個國家培養高等教育人才的內容。高教國際化成為所有教育工作者必須面對和接受的現實。

所以，當全世界的高教都自問，它有能力把學生送到哪裡去（就學、就業）？基於資源的分布與負擔，它其實也在問：這樣的教育能不能除了厚實國家基礎建設人力之外，也間接蘊涵了能容納多元文化的社會價值？領航近世紀世界發展的美國歷史清楚證明，這絕對不只是高教的問題，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競爭力所在。（延伸閱讀：前台大代理校長郭大維：不投資一流大學，怎麼會有一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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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新竹科學園區、乃至台積電成立，幾乎都是當年從矽谷返台的菁英參與奠基，也影響後來台灣40年經濟發展。而現今在全世界移動的高教學生，有將近30%的專業學習都和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有關，其次是生物醫學。這樣的比例不僅彰顯全世界高教的國際特性，也反映出未來各國生存發展的國際佈局。

發揮跨疆域的影響力

舉例而言，歐洲3小國之一的盧森堡，所有人都有大學以上學歷，而任一學校內約莫50%皆是國際學生，更可觀的是博士班學生有9成不是本國人。

在台灣，經過各校近年來的全力發展，校園內學生人口的風貌也大幅改觀；而今年從成功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畢業生中，每3人就有1人是外籍學生。他們畢業後也許留在台灣貢獻、也可能回到母國發展，或者成為全世界任何第三地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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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成就的不僅是國際學生個人與家庭的人生，大學也得以發揮它跨疆域的影響力；而他們在台灣就學所浸淫的文化也得到跨世代的流傳。

因此，政府需要深入思考，國家掌握多少比例的競爭性人才，足以在全球新興領域競爭？又需要掌握怎樣的人才佈局，才能夠強化國家既有優勢、落實國家發展規劃？（延伸閱讀：誰是國際化人才？）

高教國際化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兩者也相互依存。「大學」這個字在最早被發明時，就宣誓了「自由移動」的精神，它是一群知識創造者，不斷地溝通跟聯繫、積累共識、一起往前移動的過程。因此，當我們討論「高教國際化」，不過是回到大學原始的初衷。

每所大學的規模與限制或許不同，但學校自然而然會根據自己所定義的價值和目標，確認國際化對學校永續發展的真正意義，而非因應排名所需製造數字，成為如出一轍的「一所學校」，恐怕才是面對國際化議題「萬變不離其宗」的唯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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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高教國際化，對台灣的大學是機會或是衝擊？框架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或計劃，以及我們怎麼理解國際化？如果我們了然清晰、框架自然消失，相信台灣優質的高教仍有無限的可能。（林倖妃採訪整理。責任編輯：陳郁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