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貝佐斯婚變遇上川普因素　背後的媒體「返古」現象

後果是，在不同黨派支持者眼中，新聞媒體失去「非軍事區」的中立角色，被迫捲入政治鬥爭的激戰區裡，甚至成為陰謀論中心。

三、娛樂紙媒的瀕危掙扎：

曾經呼風喚雨的《國家詢問報》，當數位浪潮襲來，一九九八年的發行量還有二二四萬份，二○一八年只剩二 十四萬份。掙扎求生的老闆佩克，除了不斷舉債，去年曾透過川普牽線，編輯發行一本頌揚沙國王室的專刊。

諷刺的是，正是大眾報紙的萎縮危機，讓貝佐斯接手《華盛頓郵報》，也讓這位科技富豪與《國家詢問報》走向政治矛盾與商業利益的十字路口，進而演變為正面衝突。

四、新聞業未來大辯論：

由於政治與經濟的交互作用，上世紀以來，新聞媒體奉為圭臬的中立典範，正遭受前所有未有的挑戰。

有些媒體因政治而生（右派網站《布雷巴特》），有些媒體因政治劇烈交鋒（C NN與福斯新聞），有些媒體成為政治人物的砲陣地（《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無論何者，都被迫走出傳統「第三人」的掩體，捲入政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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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西洋雜誌》記者湯普森及《矽谷潑猴》一書作者馬丁尼茲都撰文認為：

失去廣告主金援後，新聞媒體正退回十九世紀「黨派報紙」年代，新聞媒體的未來，或許須依賴政治人物的資金挹注，或訴諸狂熱黨派支持者的購買，為政治目的服務。

此一返古現象，反映糾結的時代氣氛，《衛報》前總編輯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在新書《突發新聞》提到，西方媒體中立客觀的報導傳統，除了二十世紀普及的自由主義精神，另一原因是，當廣告成為報業主要營收，新聞媒體必須淡化政治立場，才能吸引不同黨派的讀者，尤其是高收入讀者。

拉斯布里吉指出，等到社群媒體席捲網路時代，「廣告補貼讀者」的媒體結構消失或弱化，導致「混亂的訊息免費，好品質的訊息很貴」，因而推進兩種後果，一是只有少數菁英有機會接觸良好資訊，二是真正的好新聞，很難與良莠不齊的網路雜訊競爭。

退縮的媒體中立地帶

這也是當下台灣的挑戰，如果，愈來愈多新聞媒體，因營運危機投身黨派陣營；如果，新聞的中立掩體消失，媒體淪為政治附庸，報導都帶有宣傳目的；如果，可信來源的資訊，難以突破厚重的同溫層，但社群平台聲量巨大的真假雜訊，暗藏難以辨認的操作力量，當代社會如何因應嶄新型態的話語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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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巨大社會議題，值得挖掘深思。若先聚焦新聞產業，或可質問：「媒體的中立地帶，是否還可能存在？」

不同角度的媒體人，提出不同方案，CNN總編輯阿特莉著重「透明性」，主張盡可能揭露新聞流程，特別是自身犯錯時，藉此爭取公眾信任。《衛報》總編輯維納認為，藉由讀者的實質贊助與精神連結，能建立一種公開、免費、互信的資訊迴圈。

《紐約時報》發行人沙茲伯格強調「任務性與使命感」，投入更多時間與資源、更多交叉查證，確保報導公正無瑕，「沒有其他捷徑」。

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院的《2019年數位新聞報告》，則提出「慢新聞」、「公益型媒體」、「政府鼓勵企業捐贈」等可能趨勢，維持一個開放、具公信力、非黨派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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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知秋，貝佐斯事件更像轟然落下的巨木，讓我們逼視新聞媒體的集體困境，以及民主社會的資訊危機。或許，這並非壞事，就如同拉斯布里吉的語重心長，「我們這世代被交付一項挑戰，去重新思索過往幾世紀，社會對新聞業視為當然的一切認知。」 （責任編輯：賴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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