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學會現任會長雷克（David Lake）是令人尊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他今年年會的演講，特別針對川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政策如何損傷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提出分析。
重要結論之一是：美國要重振其國際領導地位，須從修補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內社會支持開始，而其處方就是重建「鑲嵌自由主義」。
鑲嵌自由主義，由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的哈佛大學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創，以此說明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關鍵配套設計。這配套的精髓，是要駕馭資本主義必然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以及節制其破壞性與掠奪傾向，合理保障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維護社會永續發展及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
從二戰結束到80年代柴契爾與雷根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之前，有近40年時間，西方政治菁英都牢記20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危機反覆出現的教訓，並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威脅不敢掉以輕心。所以，普遍採用累進稅制、勞動法規、市場監管、金融防火牆、公平交易、社會福利、國有化等各種制度來層層節制資本主義。
當時的國際規範，也允許各國保留足夠的防衛措施與調節工具，來緩衝自由貿易與跨境投資對各國的衝擊。例如，將敏感產業（如農業）排除在貿易自由化目標之外，嚴格管制資本帳的兌換，限制外國投資人參與本國資本市場，不允許熱錢在各國資本市場流竄。
這些限制大幅削弱資本家的移動自由，以及與勞方的談判籌碼，企業主不得不與勞工階層及中產階級達成妥協。
但是，過去30年，柴契爾與雷根推行新自由主義革命，把許多這些保護與平衡措施都拆解了，讓社會弱勢群體都裸露在無情市場力量之下，讓跨國資本的支配力量凌駕於國家與社會之上，鑲嵌自由主義逐漸花果凋零。
如今，雷克提倡修復鑲嵌自由主義，知易行難。因為資本家早已沒有祖國，並將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動、支配政策的權力及投資優惠條件，視為理所當然。除非西方國家還要經歷更嚴峻的經濟危機、更勁爆的社會衝突，才有可能重新啟動鑲嵌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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