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優秀的外科醫生，全盛時期手術室裡能與我匹敵者寡，其實不管我到底是不是最優秀，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我認為，那是唯一能支撐我，度過各種困難手術的辦法；也因為那樣，使我擅長教導許多其他外科醫生，做同樣的事。
我發展出一套固定流程，堅持那是做肝臟移植的正確方法，除非我看到改善的必要，才會進行更動，而且僅以審慎、有系統的方式去改。我從不害怕改變，但為了維持水準，我堅信改變需源自仔細檢視經驗，而非突發奇想。
就我對其他外科醫師的瞭解，這些都很正常。手術室是我們的地盤，是我們生活中，唯一能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的地方。我們在這裡指揮軍隊、奮勇作戰、在解剖學中贏取勝利。只要我們站到手術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揮灑這種力量，便能取得主導。
我一向自認是優秀的移植外科醫生，部份原因是，我在手術時，便會考慮術後的狀況——並永遠做最壞的打算。在移植手術中，你學會去懷疑，因為任何症狀都有可能是致死的預兆，你得採行必要手段，尋找並摧毀想害死患者的問題。病人印證最壞狀況的次數越多，你的及時行動便往往越能救回患者，你也越覺得自己聰明幹練。
在手術室也一樣，雖然比較沒那麼戲劇性。你要說服自己，你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控制狀況，你激進的作為雖然具有風險，但你的技術高超。
這辦法通常能夠奏效，若是失效——我雖已盡力了，卻仍失去患者——至少我總能從個人的認知，找到一些事或人去咎責，幫助我解套，讓我維持必要的能力與控制感。
最近，我不再去控制任何事了，我在真實世界還找不到任何能取代手術室的事物。我停止開刀後的幾年，朋友、同事、老師和以前的學生，不斷問我會不會想念手術，我都掙扎要不要老實回答。
我說，我想念外科手術的成果；那種得意——狂喜的感覺——在漫長的奮戰後，我們雖渾身是血，卻充滿幹勁，彼此會心點著頭。
我告訴他們，我想念用自己的雙手，做一件美好事情的感覺。十年前我造了一條木舟，過程非常有意思，但比不上植入一個肝臟，然後鬆開夾鉗，看肝臟注滿血液，轉成粉紅色，然後開始在我眼前分泌膽汁，每個人因此露出笑容，大夥專心致志，參與其中。
我說我想念同袍的情誼，做為小組成員，與大夥合力達成不可能的任務，一群技術高超的同業並肩而戰，盡力而為。這番話往往令對方語塞，有時對方還會哈哈笑著搖頭，彷彿在說：「最好是啦。」或「明明就是混戰一場。」於是我才想起，手術很少非常順利。於是我便不再說了，他們似乎就想聽這種答案，所以那樣就夠了。我若再多說，便沒人要聽了，但那不是全部的事實，或最重要的部分，至少對我而言如此。
二○○五年，我因不想再於夜間待命，而不再接移植手術，但我仍是全職外科醫師，固定會開刀並乖乖巡房。那是我擔任外科主任十二年的第九個年頭，我開始著手一份新的軟體發展計畫。
那年冬季的最後一個禮拜，我幾乎守在女兒的醫院病房。我相信我若離開就會出事，事實往往也是如此。女兒住院的第一個晚上我在，護士就沒能看出娜塔莉又犯敗血性休克了，需要做心肺復甦。我不敢想像萬一我回家睡自己床上，會發生什麼事。
幾天後，他們用靜脈注射幫她打了一大管止吐藥，我剛好不在，害女兒接下來兩天幾乎無法反應。當時我回去沖澡換乾淨衣服，吃頓像樣的午餐，結果卻覺得受到懲罰。另一次我回辦公室二十分鐘，簽發一些遲交的文件，他們竟在扶她下床時，不小心扯掉一條重要的靜脈注射管，他們送女兒去放射科重新裝上，而同意書上僅有她自己的簽名。
但娜塔莉漸漸好轉，她回了家，缺席游泳冠軍賽，然後還上了電視，因為她是少數感染同種葡萄球菌，但幸運沒有死掉的人。我相信自己在病房裡，有助救她一命；那幾個星期中發生的一切，更強化我的一個念頭——只要我願意待在病房裡，便能控制命運，那是一定會的，我根本不考慮無法控制命運這檔事。
娜塔莉順利在五月畢業了，我帶她到魁北克騎馬。八月，克莉斯和我送她上大學，然後開十二個小時車回家，兩人一路幾乎沒講話，各自努力消化其中的改變。
幾個星期後，我們與友人騎自行車，走小路從布達佩斯穿過斯洛伐克到波蘭，參觀奧許維茲，然後愛上克拉科夫。我們在俄亥俄與家人共度傳統的感恩節，在內布拉斯加的家裡，跟從大學回來的孩子們過聖誕節。我覺得身體狀況很好，並且忙著大學裡的工作。
二○○六年一月的某個週日下午，我在奧馬哈的家中工作，為一次即將到來的說明會寫報告。書房電視上，匹茲堡鋼人隊正在跟印城小馬隊打季後賽，我聽到鋼人隊暫時領先，我應該能及時寫完報告，坐到沙發上看第四節的比賽，若是比分相差過於懸殊，或許我會去騎個車。一切都很美好。
但我開始感到焦慮，毫無預警，我停止撰寫，做了幾個深呼吸，探著腕上的脈搏，脈搏跳得又重又快。我開始有些頭昏，我一站起來，感覺兩腿發軟。我走進起居室，坐到沙發上，卻看不懂賽事內容。我以為自己也許中風或長腦瘤了，或許腦部有顆動脈瘤正在滲血，在球賽第四節開打之前，我就會成為器官捐贈者了。
我知道那很可笑，我都很想嘲笑自己。我看著鏡子，要自己別胡思亂想，放輕鬆。我找到老婆，說我覺得怪怪的。「怎樣怪？」她問，但我又解釋不出來。時值一月，但溫度有攝氏十五度，陽光晴和，因此我覺得應該去騎個腳踏車，騎一下就好，我說，有助我放鬆。
騎了幾條街區，我知道自己錯了，我滿腦子只想到死亡，我所看到的、感覺到的一切，都加深我的恐懼。我痛恨太陽，洋洋的暖意令我畏懼發顫。一名健美的年輕女子穿著短褲和比基尼上衣，在一月慢跑，讓我覺得世界就要完蛋了，若不是對她或其他人而言，至少對我如此。我這輩子做過的一切都了無意義，而我是唯一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人。
我調頭騎車回家，直奔我的臥室，然後鑽到毯子底下。我冷死了，我蓋住自己的頭部，讓天變黑。我側躺著，把膝蓋蜷到胸口，彎著脖子，把毯子撐起來，以便呼吸，等覺得快窒息時，再把頭探出去吸氣。
幾天之後，我又犯恐懼了，這次也是出其不意，橫空殺出，我本來絲毫不覺得有壓力或擔心任何事。接下來一個星期，我又犯了四、五次，我覺得冷，雙腿無力，想到要跟任何人或事物接觸，就令我害怕莫名。要是在工作中犯病，我就叫手下別來煩我，拉上窗簾，把門鎖上。我躺在沙發上，用冬衣外套蓋住自己，抖到睡著為止，等我醒時，便欣然發現恐懼又煙消雲散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懷疑自己是不是賀爾蒙失調。我想，有可能是我的甲狀腺出問題，或長了怪腫瘤，分泌詭異的物質，害我有這種感覺。有幾次我覺得頭昏，擔心是腦子出了狀況，於是我去看神經科部門主任，問他有何看法。他叫我去做腦部核磁共振、抽血，並寫說他擔心我淋巴瘤復發，生在腦部。檢查結果全都正常，他也不知道我接下來該做什麼，我覺得自己也許該去見精神科醫師，但我不想提出來。
最後我發現自己得了焦慮症，有個朋友出其不意對我坦承他自身的問題。接受治療後，我的問題大多控制下來了，現在已有大幅進步，不過為了治療，我得服用少劑量的贊安諾或安定文。我有幾次被迫取消排定的手術，或請同事代刀。
我從不在服藥後做手術，即使只吃了最輕的劑量。我知道應該不會有問題，但萬一出事呢？我才不想冒那種險，無論風險有多低。
我開始懷疑，所謂控制，是否只是一種為了讓自己活下去，而自我創造出來的幻覺。然而，「我若不在場做正確治療，患者可能會死」的狂想，一直都是支撐我活下去的重要意念，我畢竟是個外科醫生。
本文摘自木馬文化《站在器官移植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