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屠殺平民的手段，自殺式恐怖攻擊可以說是邪惡、又變化多端的戰略，結合了精確攻擊兩大優點之極致：精確操縱與高度移動性，也就是人類的雙手與雙腳，藉由人眼與人腦直接現場操縱，加上神不知鬼不覺，兇手跟平凡人沒兩樣。就科技的複雜度而言，戰備用機器人也只能望其項背。這種優勢不只是紙上談兵說來好聽，實際上也很能派上用場。
雖然自殺恐怖攻擊行動只占了恐怖攻擊行動總數的一小部分，殺傷率卻占比極高。這樣的物超所值，對於恐怖主義行動的領導者而言，實在太難以抗拒了。一名巴勒斯坦政府官員就說，要讓任務成功，只需要：「一名志願出征的年輕男子……釘子、火藥、電燈開關，以及短電線、水銀(從溫度計中很容易取得)、丙酮……這裡面最花錢的就是前往以色列市鎮的交通費。」
其中，科技唯一無法辦到的是志願的年輕男子。尋常人類不會自願就死，這是五百萬年天擇所累積的產物，恐怖主義領袖是如何克服這個障礙？
自古以來，只要一打仗，人們無不涉險投入戰事，但關鍵在於風險一字上。天擇是根據損失均攤原則在運作，因此若擁有審勢度時的判斷力，就知道要加入一個只要冒很小死亡風險，卻有很大機會獲得生存高報酬的攻擊行動：更多土地、更多女人、更多安全感，這種均攤風險的思維會在長久演化的過程中受天擇青睞。
天擇並不會青睞明知必死還志願前去的這種想法，任何允許這種行為的基因早就隨其身體共赴黃泉了。因此想當然爾，自殺攻擊任務在戰爭史上並不常見。狩獵採集部落寧可選擇安全的掠奪和埋伏，而不願冒險進行事先精密準備的軍事行動，即使是後者的情況，在遇到指揮將領事先作好攻擊計劃時，戰士們也總是恬不知恥地以夢中預兆，或是上天現示凶兆等等藉口，來逃避涉險進攻。
現代軍隊會增加士兵願意涉險的誘因，比如說以拔擢升等和授勳獎章來表揚英勇事蹟，並增加逃避涉險的障礙因素，比如說用羞辱或是罰責來懲處怯懦行為，臨陣脫逃更可就地正法。有時候會由稱為列隊官的特殊軍階官兵跟在隊伍後方，他們奉命，凡有士兵落後不前，格殺勿論。
這種戰時領導和前線步兵之間利益關係的衝突，造成軍方發言那種廣為人知善於包裝的話術。一名英國將領在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大屠殺時，是這麼美化的：「面對敵軍重重砲火、最終殲滅我軍的槍林彈雨中，沒有任何人退縮……我從沒見過，也從沒有想像過會見到這麼英勇、有紀律且勇往直前的決心展現。」一名士官的描述卻截然不同：「我們知道此行毫無意義，即使向前了，這麼穿過毫無掩護的地面。但當兵的別無選擇餘地。這是進退兩難的局面。向前可能會一槍斃命，向後就面臨軍法審判，一樣一槍斃命。我們能怎麼辦？」
讓戰士願意冒著一死前往前線，還有另一個原因。演化生物學家哈爾丹(J. B. S. Haldane)，在被問到是否願意為親弟付出自己性命時，他答道：「不願意，但如果是兩名兄弟或是八名表親，那我願意。」他指的是生物學中後來被稱為親擇(kin selection)、總括適從性(inclusive fitness)，或裙帶利他原則(nepotistic altruism)的現象。
天擇偏愛擁有這類基因的生命體，在他針對血緣關係遠近進行犧牲多寡的計算後，認為只要能造福這名親戚的程度遠超過他所投入的成本，他就願意有所犧牲以幫助這名血親。因為這樣做，這些基因等於在幫助住在那些親戚體內他的複本，而長久下來所取得的生殖優勢，會勝過自私只顧自己的基因。
有些不滿這理論的評者，刻意將之曲解，認為這表示生物體是自私地在精算自己和親人基因重疊的比例，而他的犧牲不過是在替自己的DNA著想罷了。但其實，親擇並沒有鼓勵生物體這麼做，只要讓生物體會有意願去協助別人，這些人程度上可能是他們基因親近的人就可以了。在複雜如人類的生物體中，此類意願就透過手足之愛的情感來進行。
人類演化史上大多數的時間，都是以小規模群組相依維生，而維繫這群組凝聚力的就是親緣關係，鄰居通常也都和他們有著親戚關係。以亞馬遜的亞諾馬莫族為例，隨機從一個村落中挑選兩人，血緣關係可以到近似堂兄弟姐妹那麼近，而部落中彼此互認親戚的人，血緣關係甚至比他們自己認為的還要更近。因為這種基因高度重疊的情形，演化就會嘉惠那些更願意冒生命上或身體上的危險，去保護和自己一同出征的戰士的人。
現代軍隊在將士兵編組列隊時，可謂煞費苦心：伍、班、排、從六個人到數十個人，以此作為培養同袍情誼的熔爐，這是鼓舞男性從軍作戰最必要的情感。軍事心理學的研究已經發現，士兵作戰最主要的動力來自於與排中弟兄的情誼。作家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就回憶到他在二戰時擔任海軍陸戰隊的經驗：
當年那些處在槍林彈雨中的同袍都是我的家人，他們就是我的家。他們跟我親近的程度非言語所能形容，比我之前和未來所有朋友都親。他們從不會背叛我、我也不能背叛他們……我一定要和他們同進退，只要有一線機會救他們一命，我就不會拋下他們一人獨活。我現在懂了，男人不是為那面國旗或是國家而戰，也不是為海軍陸戰隊或是榮譽而戰，更不是為什麼抽象的理念而戰。男人是為彼此而戰。
在他之後二十年，另一位前海軍陸戰隊員轉型作家的威廉．布羅伊爾(William Broyles)，也以同樣心情回顧了他在越戰的經驗：
戰爭中，當一切都逐漸崩解，唯一始終不滅的情感，就是同袍情誼。戰時的同袍是你可以將一切託付給他的人，因為你把性命交到他手上……儘管戰爭總是被覆蓋極右翼的形象，但其實戰爭是我們多數人終生唯一會享有的烏托邦經驗。個人財物和特長在這裡毫無意義：團體才是一切。你所擁有的就是和朋友的分享。並不是因為這些人如何你才愛他們，這是不需要原因的愛，是超越種族和個人喜惡以及教育水準的愛。在承平時期，這些東西就會造成影響。
雖然在危難當頭時，軍人可能願意犧牲自己，換取全排同袍弟兄的性命，但他卻不太可能事先就理智擬好計劃，打算為了排上兄弟著想，要在某天自殺。要是他真的自殺，戰爭的發展可能會產生很大變化。為了避免士兵驚慌失措被敵人擊潰(在沒有斷後的隊列官情況下)，戰爭計劃通常會瞞著士官兵，不會讓他知道自己被選中要進行死亡任務。
那恐怖行動的策劃者又是怎麼跨越這道關卡的呢？
這時，相信人死後會到另一世界的想法，就大有幫助，比如說，九一一劫機客就相信，死後他們可以住進花花公子莊園。(日本神風特攻隊隊員只能想像死後會被納進巨大靈域中，相對之下就沒那麼活色生香了。)不過現代自殺恐怖攻擊的手段是在塔米爾之虎手中，才臻至純熟，該組織成員雖然從小接受印度教洗禮，相信死後會輪迴轉世，但他們所相信的卻是非常入世的思想：是把國族主義、浪漫式軍國主義、馬克思列寧思想，再加上推動二十世紀第三世界解放運動的反帝國主義加在一起的大雜燴。根據那些一度想成為自殺恐怖份子的成員所言，真正讓他們想加入的原因，什麼死後極樂世界、有沒有處女，其實很少是關鍵因素，雖然相信死後會有極樂世界，可能會讓人因此翻轉直覺上對成本回收的固有想法(所以無神論者很難成為自殺炸彈客)，卻不可能是促成自殺恐怖攻擊的唯一成因。
人類學家史考特．艾特朗(Scott Atran)對有希望成為自殺恐怖份子，卻功虧一簣的成員進行訪問，證明了一般對於恐怖份子的想法都是誤解。他們並非單純、貧窮、無政府主義、心理變態；相反地，恐怖份子多半是接受過教育、中產階層、很有道德判斷力、也沒有明顯心理疾病的人。艾特朗的結論是，他們加入的動機其實可能源自裙帶利他的天性。
塔米爾之虎的做法相形之下很容易。他們利用跟軍事作戰同樣的斷後隊列官做法，在挑選適合自殺任務的成員後，就以若是不從，會危害其家人性命為要脅。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組織的做法相對之下則比較客氣，他們不用威逼而是利誘，答應會給任務成員安家費，按月給付或是一次付清，並得享有社會名望。
雖然一般而言，依靠極端作為的應該是難以在生物適存度上有所收益，人類學家亞蘭．布雷克威爾(Aaron Blackwell)和羅倫斯．蘇吉雅馬(Lawrence Sugiyama)卻指出，在巴勒斯坦自殺恐怖行動中，極端作為卻有可能獲致生殖成就。在西岸和加薩，很多男性都很難找到妻子，因為家中負擔不起聘金，只能從堂親或表親中找對象，而又因為當地的一夫多妻婚姻制度，或是上嫁到更富裕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家，讓他們找不到對象。
布雷克威爾和蘇吉雅馬指出，有九成九巴勒斯坦自殺恐怖份子都是男性，八成六的恐怖份子是未婚、八成一則是家中至少有六名兄弟姐妹，這種數量的家庭組合遠大於平均的巴勒斯坦家庭。他們將這些數字和其他數字一併輸入簡單的人口比例模型，就發現，一名恐怖份子自炸身亡，為家族所得到的報酬可以幫他的兄弟買到足夠的老婆，這樣他的犧牲，就繁殖來講就值得了。
艾特朗就發現，自殺恐怖份子在沒有這些直接的誘因下，也有可能被吸收進恐怖組織。或許最有說服力讓人選擇殉道的誘因，就是這樣做能讓他們與同袍快樂相聚。
恐怖份子的基本組織通常是由一群無所事事、經常在咖啡廳、寢室、足球俱樂部、理髮廳，或是網路聊天室聚集的單身男子所組成，他們會因為突然被吸收進一個單位而發現生命有了意義。本來人類社會中的年輕男性就會幹些蠢事，來證明自己的勇氣和向心力，尤其他們聚在一起的話更是不得了，因為這時他們就會做一些自己明知很蠢的事，卻因為別人覺得這樣很酷，所以他就照做了。
對於組織的向心力會因為宗教信仰而強化，不僅僅因為有極樂世界的宗教承諾，還因為當一個人全心投入宗教聖戰、使命、偉大任務乃至伊斯蘭教聖戰運動中，會有一種受到感召的震懾感。宗教還會讓成員視組織目標為聖行，這樣的聖行是別的東西都換不到的，包括生命。
如果再加上渴望復仇的心理的話，對組織目標的投入還會因此更加堅定，在好戰的伊斯蘭組織裡，會轉變為想為全天下自古以來所有受到侮辱和傷害的穆斯林報仇的心態，甚至連象徵性的冒犯都不行，像是異教士兵踏在穆斯林神聖的土地上也算。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人性中的良善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