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無法趴在你胸前傾訴

柏格曼的母親在電話裡哭了起來。柏格曼說，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沒用的。不去就是不去。

說完就掛了電話。

當天晚上母親就在大雪紛飛中親自趕到了劇院，給了大導演一個巴掌。柏格曼對母親道歉，然後母子倆說了一整夜的話。四天之後，母親猝逝，柏格曼最後總算到醫院見了父親，但只是去傳達母親的死訊，說完就走。

柏格曼描述自己的成長，懲罰幾乎是整個家庭教育的核心。身為牧師的父親，以最嚴厲的規範管教子女，依循宗教的順序邏輯：犯罪、懺悔、懲罰、原諒。

譬如說，如果幼兒柏格曼尿了床，他就會被大人換上一件紅色的小短裙，穿一整天來當眾昭示他的罪行。

如果孩子們打了架，傍晚就被召集到父親書房裡，先進行偵查審訊，然後要懺悔認錯，最後雞毛撣子拿了出來，你自己先說自己應該被抽幾下。「刑度」確認了之後，女傭把一塊小褥子攤開在地，你自動脫下長褲和內褲，趴到褥子上，有人會按住你的頭頸，然後施刑。孩子會被打得皮開肉綻，撕裂的皮和血糊糊的肉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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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刑後，不管怎麼痛怎麼哭，你得前去親吻父親的手，由他宣告你被原諒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帶著糜爛流血的傷口回到臥房，晚餐，是不准吃的，那是懲罰的一部份，但是全部加起來，都比不上這一整天的當眾羞辱來得沈重。

柏格曼最恐懼的懲罰，是被關進一個黑暗的櫥子裡去。那個櫥子裡，大人說，養著一個專門吃小孩腳趾頭的怪物。犯了錯的小柏格曼被關進去，死命抓著裡頭的吊桿，勾起腳，不敢放手，以免腳趾頭被怪物吃掉。柏格曼就在一種深不可測的恐懼吞噬中長大。

幼小的孩子面對暴力和恐懼，就本能地尋找求存的辦法。柏格曼的哥哥個性較強，試圖反抗，做父親的就用更強大的意志力「折斷」他，也幾乎折斷了他。柏格曼的妹妹變成一個徹底乖順、服從的人，而柏格曼自己，他說，他很小就決定做個大說謊家，以矇騙和偽裝避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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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的傷害，是一輩子的傷害。柏格曼顯然一生都無法逾越這個傷口，即使到了他父親的臨終。當他被關進那個恐怖的黑箱時，他偶然發現裡面有一個小電筒，電筒射出紅、藍兩色光。

在黑暗中，光投射在牆上，出現了一個頑皮的、意想不到的世界。柏格曼拯救不了他和父親的關係，但是在光影虛實交錯的電影藝術裡，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

向寫作逃亡

電影之於柏格曼，猶如寫作之於卡夫卡，是個救命的逃生門。如果把卡夫卡《給父親的一封信》和小說《蛻變》併著閱讀，就會了解原來《蛻變》裡完全失能的一條蟲，就是卡夫卡面對父親「暴力統治」的真實精神狀態。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鬧著要喝水，不見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關注。父親喝斥幾次不停之後，衝進房裡，把孩子猛力從床上抓起來，拎到陽台，讓穿著睡衣的小男孩站在陽台上，鎖上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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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卡夫卡就徹底順從了。一直到成年，那一晚所造成的恐懼從來沒有消失過，到他死都覺得「那巨大的、代表無上權威的父親隨時隨地會在夜裡出現，把我抓到陽台去，這意味的是「對他而言，我什麼都不是。」卡夫卡「一輩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視中」。

長大後的卡夫卡是一個不說話的人。小時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讓他有點開心的事，父親就會用極盡嘲諷的音調說，「哼，這也值得提？」他不敢流露喜悅，因為會被戲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為會被斥責。只要一開口，就會被父親當眾駁斥，他首先失去開口的勇氣，最後失去說話的能力，心中充滿的是恐懼、不安，以及對自己能力的徹底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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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想像自己攤開一張世界大地圖，但是父親的身體就橫跨在地圖上，只有他的身體覆蓋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親佔據了幾乎整張地圖。

他不得不向寫作逃亡。卡夫卡的父親痛恨兒子的寫作，因為那是一個他自己陌生的領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裡卻暗喜，因為正是父親的不悅證實了他自己獨立的存在——透過寫作，「我安全了。可以呼吸了。」

卡夫卡自由了嗎？不願意去見父親臨終的柏格曼——自由了嗎？恐怕沒有。卡夫卡黯然對自己承認：

打你不要還手

張愛玲被自己的父親暴打時，已經是一個快要二十歲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種刑事傷害罪。

但那既不是張愛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現象。

所謂暫時其實長達半年，而且還包括張愛玲在監禁期間患了瘧疾，需要治療，做父親的只是私自打針，不放她自由。

暴力統治，從家到國

柏格曼對自己幼時所經歷的家長暴力統治，除了宗教的解釋之外，還看出了家庭結構所透露出的權力壓迫本質：為什麼二戰期間瑞典人那麼輕易地就接受了納粹？

柏格曼說，「因為我們從來就沒聽說過『自由』，更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是什麼。在一個階級體系裡，所有的門，都是關閉的。」

當家長不知道自由和尊重，孩子理所當然就在「愛等於暴力」的氛圍裡成長，然後這孩子有一天又變成了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