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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9月，《利物浦水星報》報導了利物浦的大型自由貿易集會；當時，新當選的議員布萊特（John Bright），用極具說服力的言語，強調取消進口關稅的優點，呼應著仍處初生階段的《經濟學人》；他的演說亦獲得了集會群眾的歡呼。
但在173年後，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西方政治人物能靠捍衛自由貿易獲得喝采。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都不是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德國雖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之一，本月稍早亦有數萬群眾上街示威，反對歐盟與美國的貿易協定。
開放經濟引發了民眾的焦慮，針對自由貿易而來反對聲浪，也只是焦慮的諸多表徵之一。
英國脫歐公投反映自由移民引發的疑慮；大企業因為利用海外天堂避稅遭受抨擊。這些批評有其合理之處，政府必須更努力協助那些因為開放而受苦的人；然而，改善全球化和扭轉全球化是極為不同的兩件事，認定全球化只對企業和富人有利，更是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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