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後1年的4月20日，科倫拜高中的高三學生哈里斯與克萊柏德，在一小時內就殺了一名老師與12名學生，還造成27人受傷。這兩人隨後自殺身亡。
在很多人眼中，科倫拜校園大屠殺事件是一個轉捩點。根據這兩個男孩在大屠殺之前寫的日誌來看，他們對於準備工作一絲不苟，且煞費苦心，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有「場面調度」意識的創作作品。
這件事對美國電影產業也造成強烈衝擊，有兩個導演受到這件事的啟發，各自拍了描述科倫拜事件的電影。
大屠殺兩年之後，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發表了《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試著探討這個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這部影片的內容聚焦在：美國在外交策略與軍事行動上，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在公開市場與網路上，很容易取得槍枝；美國社會沉迷於恐懼與軍事上的好戰精神，以及逐漸瀰漫在北美日常生活的暴力現象。
雖然麥可摩爾的論述頗具說服力，但只談到故事的一部分。因為它只專注在社會環境，對犯罪者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缺少獨特觀點，也就是一個人在人格養成期間，暴露在過度刺激的電子資訊環境中的精神病理分析，因為這些人是在虛擬世紀中成長的第一代，特別脆弱的一代。
隔年，也就是2003年，葛斯范桑發表了他的電影《大象》（Elephant）。在這部片中，導演試圖深入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處理精神錯亂的主體性本質問題，並試著理解這兩名年輕人在犯下罪行時內心所承受的痛苦。
葛斯范桑的電影不只描述他們兩人的攻擊性與暴力，也談到他們對尋求溫柔感受的困惑，他們的挫折與寂寞，一路開展到他們最後的自我毀滅行為。
很顯然的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如此複雜的事件，簡化成只是整合社會、心理或意識形態的因果論述。在發生任何一連串後續發展的事件中，一定有超乎邏輯能解釋的原因。不過，不把精神病理學的形式看成單一現象，而是廣泛蔓延的受苦形式，也許是可行的。這也是葛斯范桑的電影如此耐人尋味的原因。
在哈里斯的日誌中，他寫到他對自然淘汰理論的推崇，而且他想把每一個人都放進電玩遊戲《毀滅戰士》（Doom）裡，這樣他就可以看見弱者死光光，只剩強者可以活下去。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兩名年輕人都對電玩成癮，也吸引了新聞記者、評論家與心理學家的注意。普遍的看法認為，長時間暴露在高度暴力的電玩中，可能會對像哈里斯與克萊柏德這樣的年輕人，產生敏感度鈍化（desensitization）的影響，但是這種只集中在電玩遊戲內容的粗淺觀察，並未考量到長期沉浸在數位環境所產生的認知與心理突變。其實不是遊戲內容，而是刺激本身，對親身體驗受苦與愉悅的敏感度，造成了鈍化效果。
很清楚的是，不是每一個打電玩或受到電子刺激的人，就會變成大屠殺劊子手。在人類心靈突變的大趨勢中，大屠殺劊仔手只是一個能被突顯的表現。
資本家絕對主義（capitalist absolutism）就是建立在大眾（大部分都是無意識的）堅守自然淘汰的哲學。其實犯下大屠殺的人相信：最適者與最強者有權利在社會遊戲中取勝。但他也知道或意識到，他自己既不是最適者，也不是最強者。所以他選擇報復與實現自我主張的唯一可能行動：殺人，然後被殺。
贏一時就好
大開殺戒那一天，哈里斯穿著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著黑色的「自然淘汰」四個大字。
就像大部分成長於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發展中的年輕世代，年輕的哈里斯完全被說服，強者有勝利與領先的權利。這是教育他的社會環境中，他自然吸收到的哲學，也是他喜歡的電玩遊戲中的基本原理。但這個年輕人非常清楚，在真實的社會遊戲中，他不可能贏。所以他決定成為一時的贏家：我要殺人，我就會贏，然後我就會死。
因此，謀殺行為是他在日常競爭中受到羞辱的復仇行動。他在學校一直被霸凌，並在日誌中描述痛苦的細節：
每一個人總是一直取笑我，因為我的長相、還有我他媽的軟弱與狗屎。好吧，我就全部加倍奉還給你們：他媽的在這裡進行終極復仇。你們這些人當初可以對我更尊重一點，對我更好一點，更常請教我的意見與指導，把我當成高年級生對待，或許我就不會準備要把你們他媽的腦袋轟掉……那是我最憎恨的地方。實際上我已經沒有任何自尊，尤其是有關女孩、長相等之類的事。人們因此取笑我……不斷地……我得不到尊重，所以我真他媽的氣炸了。
以及「不管我做什麼，就是會被取笑，甚至有時候還當面取笑我。我很快就會報仇了。這些王八蛋不應該對我這麼過分，哈哈！」
他的朋友克萊柏德也知道，自己注定會是個窩囊廢，因此也想當贏家，即使是在暴力的死亡之前，就算一小時也好。他寫著：「你們踐踏了我們那麼多年，你們都要他媽的付出代價！ 我們才不在乎。因為我們會在行動中死掉。」
哈里斯與克萊柏德的心理狀態，可以綜合描述為新自由主義意義底下想贏一時的一種自殺形式。
在新自由主義宣稱終結階級鬥爭之後，唯一留下來的社會分類就是贏家與輸家。不再有資本家與工人了，也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了。除非你又強又聰明，否則你悲慘就是活該。
資本家絕對主義（capitalist absolutism）就是建立在大眾（大部分都是無意識的）堅守自然淘汰的哲學。其實犯下大屠殺的人相信：最適者與最強者有權利在社會遊戲中取勝。但他也知道或意識到，他自己既不是最適者，也不是最強者。所以他選擇報復與實現自我主張的唯一可能行動：殺人，然後被殺。
做就是了
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殺人狂」（running amok）的症狀是一種涵蓋不受控制的憤怒與深度憂鬱的反社會行為。
「running amok」這個字來自馬來語。馬來西亞有一名男子，他之前沒有任何暴力或憤怒的徵兆，但在拿到武器之後，卻忽然發狂，竟然殺害或傷害所有附近的人。殺人狂是一種重建個人聲望的途徑，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受到眾人敬畏的人，但同時也是一種逃避世界的方法，因為生活已經變得無法忍受，慢慢地，終於以自殺結束生命。這是一種文化依存症候群，臨床表現深受文化背景及其期望影響。
這種症狀意味著，一個人的理性思考與行動失去連結。由於在充滿刺激的環境中，他想行動，也想應用精力，但他卻無法與人競爭，更無法取勝，於是這個人憂鬱纏身，且有罪惡感。因此，從憂鬱的癱瘓麻痺中逃脫的暴力行為，有時候似乎是唯一的脫身方法。這個行動不牽涉到反省，也不意味著未來，卻是一種具有存在、行動、活力的明顯跡象。暴力的行動化（acting out）通常與有意識的仔細思考脫節：做就是了（just do it）。
做就是了：暴力、爆炸、自殺。即使兇手可能意外活下來，殺人與被殺與這種形式的行動化有關。對殺人狂來說，自己的身體與周遭世界的邊界是模糊的，因此殺人與被殺的界限也是一樣。事實上，恐慌症是同時感知到全部的可能刺激，同時體驗到包括每一個過去與每一個未來的一切。在這種心理變化的狀態下，自我與宇宙的分別，也不復存在了。
在佛洛依德的時代，社會環境基本上非常壓抑，因此行動化的形式是不斷重複的強迫行為。強迫行為是否認與壓抑的神經病架構（neurotic framework）的一部分。但在今天，過度刺激與持續運用神經能量的精神病架構（psychoticframework）是莽撞的人，尤其是容易受到暗示而行動的年輕人、社會邊緣人與社會關係不穩定的人，行動化也有不同的形式，包括精力大爆發、肢體暴力行為，最後以攻擊性、謀殺式的自殺爆炸作結束。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