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IMF）發行的《金融與發展》雜誌，在六月號近刊登了一篇令人側目的文章，立即在國際輿論界引發有關新自由主義是非功過的大辯論。
為何一石可以激起千尺浪？因為在過去三十年，IMF一直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主要推手。IMF在介入開發中國家債務危機時，最典型的處方就是財政緊縮、資本自由化、降低債務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而這篇由IMF研究部副主任與同事聯名發表的論文標題為：「新自由主義被過度吹捧？」他們質疑不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好處比想像中少，成本卻比想像中高，特別是政策造成的貧富不均對經濟發展不利，讓原本想藉擴大社會不平等來換取經濟發展的策略難以實現。
他們質疑跨國資本自由流動的好處，也就等於質疑過去IMF在執行緊急貸款時的標準附帶條件。他們認為有些類型的資本流動，如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及科技發展都是有利的。但短期的熱錢流動，只會提高發生金融危機甚至貨幣危機的機會，而危機過後更會造成貧富不均，所以有些情況下，有必要實施資本帳管制。
這篇文章激發了兩種極端反應。像是長期批評IMF、反對盲目推行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就十分驚訝，不過，他還是半信半疑，認為研究部門不能完全代表IMF，儘管內部思路開始轉變，但要傳導到負責政策推行、發放貸款的部門，仍然要很長的時間。
而一向高舉新自由主義大纛的《金融時報》，更馬上刊出一篇措辭嚴厲的社論，認為IMF的懺悔自責毫無道理。社論認為：「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缺乏實證論證能力的魯莽激進人士的萬用批評對象。然而，當令人尊敬的國際機構也附和這些嘈雜批評時，我們的智慧受到的侮辱才是最大的侮辱。
不難理解《金融時報》的主筆為何如此氣急敗壞。這份影響力極大的報紙的最大廣告與公關服務客戶就是跨國銀行、投資機構與信託基金。這些機構的巨大獲利，都拜IMF過去在全球推行的資本自由流動政策之賜。
要撼動既得利益並不容易，IMF研究部門思路的轉向，雖未必馬上預告春天的到來，但對長期以來對資本帳完全自由流動抱持疑慮的央行總裁彭淮南而言，是值得歡迎的遲來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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