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你要我愛什麼？

集體要怎麼愛？任何一個集體都是無數個不同主張、不同氣質的人所組成，即使這群人有了同一個主張，那麼我可能「愛」的也是湊巧那某一個主張而已，如何無限上綱到「愛」那個集體呢？

在現代所追求的開放社會裡，「我」，跟「集體」之間，保持一個理性距離、思辨空間，不正是最必要的一個條件嗎？要求你去愛一個集體，不就直接否定了開放社會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

我和安德烈在東京玩「普魯斯特問卷」的時候，有一題，「你最欣賞的女性作者是誰？」我當時想不出來，其實我有的，就是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你看看她的履歷：在德國生長、受哲學教育的猶太人，二十六歲因為納粹的掌權而流亡法國，德軍佔領法國之後被送到戈爾斯（Gurs）拘留營，一九四一年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德國這個集體對她的傷害，無以復加吧？被迫害的猶太族群，受傷之深，太有理由「抱團求存」吧？我特別留意鄂蘭怎麼處理個人對集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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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她第一次以英文發表文章，題目叫〈我們這些難民〉。她以流亡猶太人的身分告訴主流社會美國人，「難民」的意思就是，「我們失去了家園，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依託。我們失去了工作，也就是對自身價值的信心。我們失去了語言，也就是我們不再能自然地應對，利索地行動，真誠地表達。」你們眼中的臘腸狗，其實原來是聖伯納。我們這些難民都是有歷史脈絡的，但是全部都不被看見。

她這篇文章，其實很能說明為什麼在二十一世紀的敘利亞難民大危機裡，德國和其他平常也滿口人權的國家譬如英國，表現得那麼不一樣。雖然也有Pegida這樣的仇外組織，但是德國在二○一五年收容了一百多萬的難民。

在德國的集體記憶中，保留了一個因為大傷而特別柔軟的角落——他們努力去記得，曾經有無數個德國人曾經於大難中向別的國家祈求庇護，這包括猶太人如漢娜，也包括德國人如托瑪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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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美國人的鄂蘭，是站在猶太人這個集體的位置上發言的，她同時主張，猶太人無可迴避自己的猶太身分，「當你因為是猶太人而被攻擊的時候，你不可能用我是英國人或法國人的身分來保護自己。」但是即便是早在一九四三年的文章裡，她對於猶太人內部的矛盾，自己對自己人的分化、敵視與傾軋，一點不諱言。西歐猶太人瞧不起東歐猶太人，東歐猶太人瞧不起俄國猶太人；皮膚白一點的猶太人，瞧不起皮膚深一點的猶太人……。

人民公敵第一號

一九五一年，她發表了經典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一九五八年發表《人的條件》，都使她成為「猶太人之光」，可是一九六三年當她發表了五篇對於艾希曼大審的觀察報告之後，她卻又在美國成為「猶太人公敵第一號」。

她認為，納粹頭目艾希曼罪不可赦，但是她說，艾希曼不是惡魔，只是把自己放進一個平庸無奇的官僚機器裡去執行罪惡的任務。可是群眾要的是惡魔，你怎麼可以說他不是惡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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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納粹固然可惡，但是與納粹合作的猶太菁英不是沒有責任。可是觀審的群眾要的是黑白分明，惡魔就是惡魔，天使就是天使，你怎麼可以說受難者也有責任呢？

她無法忍受艾希曼大審的以色列檢察長用誇張的、煽情的、極盡民粹、追求戲劇效果的表演方式進行庭上詰辯。她認為在政治的領域裡，必須由理性主導，避開個人激情，民族主義是危險的。

可是追求建國的大眾最需要的武器就是激情，激情才能帶來凝聚力，有凝聚力才能抵抗或攻擊，你怎麼可以批判民族主義呢？

她當時說的話，我至今讀來都覺得心驚肉跳。在《談革命》裡，她說，「不管什麼激情和情感，都是深藏在人心深處的東西，人心深處的東西非但肉眼無法穿透——它還需要隱藏，不讓公共領域的亮光逼射進來使它變質。再深沉的情感動機，一旦見光被審，都會變成猜疑的對象。」而現代政治的發展是，個人內心深處的情感愈來愈被侵犯、被逼視，這種逼視，正好就是二十世紀集權政治的最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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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鄂蘭的寂寞。在激情的時代裡，她一次又一次地說，政治公共空間必須保留理性的乾燥，排除濫情的濕度。她當然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受傷。同儕嚴厲地指控她，身為被迫害者，卻不肯稱迫害者為惡魔。身為猶太人，卻「不愛猶太人」。

對於「不愛猶太人」的抨擊，她的回答是這樣的：

「你說對了。我就是沒法被這種愛感動。兩個原因：我一輩子就沒愛過任何民族或集體——我沒愛過德國人、沒愛過法國人、或美國人、或勞動階級、或任何這一類的。我確實只懂得愛我的朋友，而我唯一理解或接受的愛，就是對個人的愛。」

集體歇斯底里的壓迫

你說，媽，你為什麼對這個議題那麼「揪心」？

我想是因為，我現在目睹的華人世界的政治氣氛，都在鼓吹對集體的愛，不同的地方鼓吹擁抱不同的集體。擁抱一個集體的同時，就是在敵視或抵抗外部另一個集體，而對於內部，也就愈來愈不願容忍那不愛同一個集體的個人。我感受到這種集體歇斯底里的壓迫性。

我也看見公共空間被情緒、動機、濫情、悲情、激情所瀰漫、所堵塞，理性的「冷度」和「乾燥」，幾乎無法存在。不論是司法判決或是政策辯論，被自以為是的道德激情主導。

而大多數的人，對這種趨勢沒有感覺。這種趨勢，如果沒有強大的自覺，會安靜無聲地蔓延。

鄂蘭讓我最覺得毛骨悚然的一句話是這個：

「邪惡從來就不是激烈，只是極端。邪惡既沒有深度也沒有妖魔性，但是它之所以會擴張而且覆滅整個世界，正是因為它會像物體表面的黴菌一樣蔓延。這就是邪惡的平庸性。」

2016.2.23

（圖片來源：Andreas Walther 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