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景一 雅加達機場至市區,一號國道
寸步難行的藍寶堅尼
傍晚時分,距離印尼雅加達市中心十五公里處,擁擠的車陣和不絕於耳的喇叭聲開始環繞周圍。
「現在每天都這樣,大概還要一小時才能到市區,」開車的計程車司機回頭,用不甚流利的英語對《天下》記者說。隨後,像加入某種儀式般,他不發一語地跟著猛按喇叭,發洩煩躁的情緒。
車窗外,一輛艷橘色的藍寶堅尼跑車,與破舊的六人座貨卡緊挨在一起,動彈不得。衣著光鮮的跑車車主,和貨卡內擠成一團的勞工,同樣無奈地望向前方。
這幅略帶荒誕的景象,正是如今印尼、甚至許多新興亞洲國家,最傳神的寫照。
印尼充滿著兩極的對比──極富與極貧;近乎無限的天然資源與長期停滯的產業升級;蜂擁而至的外人投資與不斷外流的本地資金;充滿願景的「哈佛內閣」與積弊難清的地方分贓;是第五塊金磚,也是脆弱五國。
無數相互矛盾的現象,其實就如千萬超級跑車和破舊貨卡般,一直並存於印尼。
過去五年,如馳騁於筆直公路上,每年平均超過六%的印尼經濟,讓外資分析師、企業投資者、各大媒體、甚至印尼政府當局,總習於在熱錢造就的榮景下,只留意她光鮮亮麗的一面。
直到隨著QE(量化寬鬆)退場、熱錢退潮,高速公路不再暢通,甚至寸步難行後,這才驚覺,印尼的困局,已非一日之寒。
近兩億五千萬人口,GDP總額超過東協十國的一半,印尼是近年整個亞洲新興國家投資熱潮中,重要性最高,也最被看好的市場之一。
但去年下半年開始,全球熱錢投資方向大翻轉,回流歐美。印尼頓時面臨最高達八.七%的通貨膨脹,幣值重貶逾二○%,國際收支大幅逆轉等嚴峻考驗。
場景二 塞爾蓬市,雅加達市中心三十公里處
名不符實的「中產階級」們
熱錢退潮,留下通膨與貨幣貶值,受傷最深的,正是過去備受全球投資人矚目的印尼新興中產階級。
清晨六時許,跟隨西裝筆挺的瓦彥(Wayan Setinwan),記者搭上公車,於緩慢的車陣中,前進雅加達市中心。
瓦彥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如今是印尼知名百貨集團的資深財務人員。月入約一千美元,相當於台幣三萬元的他,已遠遠超過印尼央行和各國際統計機構定義中,印尼中產階級的門檻(可支配年所得二千五百至三千五百美元)。
但對他而言,「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是中產,只想脫離貧窮,」瓦彥用流利的英語,苦笑著說。
瓦彥的家,就在離雅加達不過三十多公里的塞爾蓬市(Bumi Serpong),這裡的景象,卻和高樓林立的市中心,有著天淵之別。
柏油只鋪及主要幹道,其餘街道塵沙飛揚。一旁的公立小學,校內至今仍沒有自來水,老師、學童們必須自己挑水喝。
隨著印尼過去五年的高成長,伴隨而來的失控房價與物價,讓無數如瓦彥這樣的專業白領,雖有「中產階級」之名,實際上卻咬牙度日。
雅加達的房價,自二○一○年起飆升,近三年下來,大漲超過兩倍。如今市區一間不到三十坪的普通房屋,開價已超過一千二百萬新台幣。再加上印尼利率高,房貸年利近一○%,一般受薪階級根本無法負擔。
房價物價 與台灣看齊
多數印尼白領,和瓦彥相同,選擇在雅加達近郊置產成家。即使基礎建設嚴重落後,不時斷電停水,塞爾蓬等衛星都市的房價,仍在市中心帶動下,每坪逼近七千美元(約二十一萬新台幣)。瓦彥如今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二,都用來繳納房貸,以與家人同住一堂。
高通膨下的雅加達,物價早已與台北相當。一杯連鎖咖啡店的咖啡要價三萬印尼盾(約新台幣八十元)、速食店一份漢堡套餐(約新台幣一○七元)。
對於扣除房貸和基本水電費開支後,每月僅剩不到六千台幣的瓦彥而言,偶爾到購物中心的美食街,用一頓簡餐,已是難得的享受。
公車塞了一個半小時,終於抵達市中心。
告別瓦彥,記者在嶄新的購物中心裡,和打扮亮眼、長相清秀的阿嘉莎(Agatha Nuriprasanti)與她的朋友克莉斯朵見面。
「我們其實就是你們台灣說的『月光族』啊!」阿嘉莎用中文,略帶自嘲地劈頭就說。
年輕月光族 高消費低儲蓄
不到三十歲的她們,同樣是領取獎學金到台灣就讀大學,在印尼百中選一的年輕人才。但每月約六百美元的平均薪資行情,對上不斷飆漲的房價,讓她們乾脆放下購屋夢,在市區租間五坪大的小套房。省下的錢,轉而追求「小確幸」的都會生活。
「我們不迷名牌包,但手機絕對要用最新的,」克莉絲朵笑著拿出手上全新的iPhone和黑莓機,「一支新手機要存三、四個月的薪水,但雅加達很多年輕人都跟我們一樣,拚命存錢也要當雙機族,」她說。
黑莓機的專屬通訊軟體BBM,在印尼有廣大使用社群。買黑莓,是社交需求。
但另一方面,印尼年輕族群也愛追逐國際最新流行,因此往往另買一支最新款的蘋果或三星智慧型手機,享受同儕羨慕的眼神。
中產階級在高通膨下的超能消費,造成印尼近年在東協相對偏低的儲蓄率。一一年起,印尼央行多次喊話,希望民眾多儲蓄,以免不利於印尼本地的募資、投資。佔GDP六成九的龐大內需商機,能否持續快速增長,更有待檢驗。
場景三 君悅酒店,雅加達市中心Bundaran Hi大圓環
土地炒作,金額遠超實體投資
年輕的印尼白領,薪水難以負擔都會區的房價,遑論基層勞工。歷經數次大規模罷工抗爭,雅加達地區連續兩年共調漲基本工資逾五○%後,才到如今每月兩百美元的水準。
但在街頭舉目所及,卻處處是大興土木的豪宅建案,與明明空無一人,卻掛著「成交」招牌的新成屋。
根據房地產市調機構萊坊(Knight Frank)研究,印尼雅加達的精華區房地產價格漲幅,連續兩年高居全球三十大都會之冠,每年平均上漲三七%。
到底誰在炒作印尼的房市、土地?答案,顯然不在街頭市井。
走訪週二下午的雅加達君悅酒店,經過嚴格的重重安檢後,進入全由大理石砌成的寬闊交誼廳。
這裡呈現出一片與城內其他區域新舊交雜、高樓大廈與貧民窟比鄰全然不同的奢華風景,更儼然是場小型高峰會,印尼政商界聞人穿梭不息。
在此出入的政商名流們,儘管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國籍,但彼此間卻有一個共同話題──土地交易。在場甚至有人直接拿出雅加達市區的全開地圖,用筆圈出一塊塊預定地。
「雅加達的房地產,其實就是資本遊戲,」一位不願具名的印尼大型開發商總經理直言,「不論豪宅、商辦或素地,本地大集團賣給小集團,小集團賣給外資,外資再賣給新進的外資。過去幾年來,外人投資源源不絕,從不缺新的買主。」
印尼法律明文規定,外人投資印尼房地產,只能取得使用權,並有設籍、轉讓、貸款上的諸多限制。但懂得門道的當地企業家會告訴你「眉角」──設立一家任何產業的公司,用FDI (外人直接投資)的名義進入印尼,就能以企業購置辦公大樓、員工宿舍等名義,在房地產市場暢行無阻。
國際熱錢大肆炒作
「印尼對外資並無特殊管制,有計劃的引導也不足,造成近年國際資金湧入,雖然名為FDI,實際上僅有約三成直接進入實體產業,高達七成資金都停泊在不動產與股匯市套利,」台北駐印尼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外交界資深戰將張良任一針見血地說,「這是過去許多新興亞洲國家共同的現象,卻也是如今隨QE退場,帶來的最大挑戰。」
矛盾的是,攤開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的年度報告,歷年外人投資於房地產的比例,從未高於五%。
經過反覆採訪確認後才得知,印尼的官方統計上,只會針對外人投資的企業行業別進行分類,不會深究其最後投資標的。
原來,看似外人投資屢創新高,政府大肆宣傳的政績,實際上有一大部份,是印尼財團和國際熱錢大炒資產的資本遊戲。
如今,國際熱錢來去自如(FDI若撤資,同樣不會反映在官方統計的新增外人投資數字變動上),留給印尼的,卻是潛藏的金融業壞帳未爆彈。
世界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都示警,印尼未來幾年的金融風險,將持續升高。
場景四 北雅加達,唐戎港
礦藏我賣,錢流他國
政府有意無意放任國際熱錢的資本遊戲,推升都會區房產泡沫,增加再次發生金融風暴的風險。這還不是印尼有識者心中最大的痛。
來到位於雅加達市中心北方四十公里的唐戎港 (Tanjung Priok Port,又稱雅加達港)。這裡的景象,才真正凸顯印尼面臨的成長瓶頸。
早上八點,唐戎港內已塞滿中、大型郵輪,這個總吞吐量佔全印尼七成的全國最大港,向來是印尼出口實力的象徵。
然而,從這裡出海的船隻,絕大多數只是滿載著國際礦業公司開採的錫、鎳、銅、金等原礦。整條礦產鏈中,所有附加價值較高的部份,全都在鄰近的馬來西亞、中國或澳洲完成。
廠商從貸款、接單、出口押匯到後續的現金管理等所有金流,更直接透過「新加坡接單、印尼出貨」的模式,由位在新加坡的金融業全權處理。
「原物料出口大廠賺的錢,從來沒有進過印尼,你說這國家怎麼產業升級?」印尼華商第三代,A2Z科技公司執行長溫文惠直言,佔印尼出口總額高達三成的礦業,看似每年賺到了龐大的出口財,但實際上最受惠的,卻是金融發達、基礎建設與法規健全的「東協之窗」新加坡。
隨著強勢美元回歸,國際原物料價格陡降,印尼自一二年起,連續七季貿易逆差。
印尼政府清楚,印尼無法永遠只靠出售低附加價值的原礦,支撐國家出口。因此總統蘇西洛去年頒布貿易禁令,宣布自今年一月起,將禁止錫、銅、鎳等多項未加工的原礦出口。
可惜的是,這項鐵腕政策,最後在國際礦業巨頭們和地方政府的龐大壓力下,在期限日前一夜,又由蘇西洛自己撤回。放寬為只要「承諾」未來五年內進一步投資印尼礦業加工廠的開採商,就能將原礦出口期限延至二○一七年。
場景五 獨立紀念大道八號,雅加達特區省府
基礎建設落後 實體投資卻步
為什麼印尼大開國門歡迎外資實體產業進駐,來的卻多只是炒房、炒匯熱錢?
為什麼印尼有全亞洲數一數二,取之不盡的天然礦藏,國際礦業巨頭,卻不願在此設立加工、煉解廠,寧可增加運送成本,移至他國?
軟硬體的基礎建設不到位,是箇中關鍵。
時間回到今年二月,在諸多國際、當地媒體與商界名人見證下,鴻海總裁郭台銘和印尼雅加達省長佐科威(Joko Widodo)握手簽約,正式與雅加達省簽訂高達十億美元的投資意向書。現場卻不見過去與鴻海密集會商,中央政府中的更高層閣員。
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在印尼,超過三百億台幣的重大投資案,從兩年前即已宣告啟動,卻遲遲未能定案,又從先前外傳的設廠地點日惹省,移至二月初先與雅加達省簽下投資意向書。
種種變化背後的原因,很大一部份,正是來自鴻海對印尼政府「只招商、不建設」的不滿。
「印尼和鴻海郭董習慣打交道的大陸非常不一樣,那邊是找到最大的官,雙方條件談好了,官員一拍板,接下來從土地、基礎建設到後續的營業執照、稅務、法規等流程,全部一次搞定,」一位熟知鴻海與印尼官方談判內容的知情人士透露,「但在印尼,卻是政府歡迎你來投資,但不好意思,道路拓寬、執照審批、廠區供電供水、請你自己去想辦法。」
行政效率、基礎建設不彰,讓外資產業裹足不前,鴻海絕非唯一的例子。
一位台灣駐印尼代表處官員就透露,其實過去幾年來,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和相對低廉的成本,早吸引過包括中鋼、台塑等多家鋼鐵、石化業者,前來評估設立大型廠區,「但最後都卡在基礎建設(不足)這個老問題,」他說。
外人實在難以理解,印尼經過多年來的高成長,早已躋身東協第一大國,為何基礎建設仍嚴重不足?
答案,直指政府機關的失能。
「哈佛內閣」也管不了地方
「印尼的問題,其實是即使政府看到了問題,也提出解決方案,但到了議會或地方,在盤根錯節、彼此牽制的政商關係下,效果不是大打折扣,就是完全消失,」一九八二年起,在印尼本土大型化工、能源集團工作,至今已超過三十年波里開姆(PolyChem Indonesia)協理陳錦烟說。
他舉例,首都雅加達的大塞車,早已聞名東協,但其實現在雅加達市區的環狀高速公路,早在八○年代就完成了,當時政府早有接著興建第二環狀公路的規劃,結果三十年下來,二環還是不見蹤影。
「原因是,政府規劃好道路路線,還沒送到議會,官員、執政黨議員就先搶著買周邊土地。但土地有限,沒搶到的在野議員與背後財團,就到議會杯葛草案,逼迫你(政府)修改路線,」陳錦烟直言,印尼多項重要的基礎建設,就在這樣政商掛勾的環境中,一再延宕。
印尼總統蘇西洛一度有心創造新氣象,延攬包括印尼財政部長巴斯利(Chatib Basri)、貿易部長吉達(Gita Wirjawan)在內,多位畢業自美國名校的菁英回國組成「哈佛內閣」。
但閣員精心擬定的各項政策,卻總在中央到地方,複雜的政黨政治層層妥協與利益交換下,難以具體落實。
無怪乎,在去年初,印尼經濟正突破歷年高峰的當下,當時出席「天下經濟論壇」的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現任財政部長巴斯利卻語重心長地說,「印尼讓人失望了,我們的經濟成長應該可以破一○%,卻只有六%。加強掃除貪腐、改善效率,是印尼政府的當務之急。」
場景六 外商聚集的芝嘉琅新市鎮
企業自救 做政府該做的事
來到雅加達東郊四十公里處,佔地五千六百公頃的芝嘉琅新市鎮(Kota Jababeka),道路頓時變寬,國道上的塞車流也緩解不少。這裡從電廠、淨水廠到物流中心、關務機構一應俱全,都市規劃分區完整,甚至還有國際級的高爾夫球場。
「政府沒做的事情,我們就自己來吧,」這個有一百二十萬居民,三星、日清等二百多家外商進駐,自成一格的新市鎮「市長」,其實是印尼商界聞人、上市開發商芝嘉琅(Jababeka)總裁許龍川。
整個芝嘉琅新城的建設,全是他和經營團隊從一九八九年起,一步步從零開始打造而成。
許龍川是印尼華人第三代,政商關係極佳,更能直通總統府。豐厚的政經人脈,讓他有辦法取得大面積的市郊土地。
但在靠房產取得鉅富的同時,他同時也積極改善了當地的基礎建設,反而在園區內吸引到國際級的外資,間接完成印尼政府吸引實體投資的使命。
「其實,政府不是不想做,而是印尼的政治制度和政黨結構,需要更根本的改革,」許龍川指出,印尼目前有二十多個主要政黨,但除了少數相對激進的穆斯林政黨外,每個政黨意識型態都差不多,差別只在代表不同地區和企業、團體的利益而已。而每次各級選舉,由於沒有一個政黨能取得絕對多數,因此總必須和其他政黨聯合,組成暫時性的執政聯盟。
「你說,一家公司若有二十幾個投票權相等,卻各個以自身利益為優先考量的董事,這家公司能做出什麼開創性的決策,大幅提升競爭力嗎?」許龍川說。
政治結構上的現實,限制了政府帶頭規劃產業,吸引外資的能力。印尼民間財團的力量,卻反而成為推動產業升級的動力。
印尼是個幸運的國家。絕大多數專家都認為,豐富的天然資源、年輕人口,使印尼即使在未來一到三年內經濟降溫,仍隨時有浴火重生、再創成長巔峰的機會。
甚至,近日隨著泰國政治動盪,在風險分散的考量下,印尼即使同樣有著種種結構性問題,仍是日、韓大廠積極投入的新據點。
從金磚到脆弱,印尼今日的一夕變貌,來自她在熱錢湧入的順境時,未能居安思危,善用資源、調整結構,改革政治積弊,讓國家進一步轉型升級。
如今QE退場的逆境來臨時,種種問題一次浮現,讓印尼陷入瓶頸。就如同一隻亞洲猛虎照鏡子,卻映照出病貓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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