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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的人生下半場──「我還有夢」

成長於台灣平均年經濟成長率高達一○%的七○年代,又遭遇台灣巨大變動的八○年代,已逾不惑的五年級們,如何走過「幸運世代」的前半場?如今來到人生中間點,該如何追逐未竟夢想? 面對「又窮又悶」、「內耗空轉」的政經困局,又該扮演什麼角色? 五年級人生下半場,讓我們再轟轟烈烈一次。

五年級生-台灣大事記-社會風氣-經濟發展-社會發展 圖片來源:聯合知識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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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是一群還沒輪到「博愛座」,卻也還沒搶到「貴賓席」的世代。

但「中年危機」、「人生勝利組」這些標籤,卻已經對這群民國五十年到五十九年出生(今年四十三到五十二歲)的世代,招呼過來。

為什麼要了解五年級?因為他們成長於台灣「最後高經濟成長」的一九七○年代,又遭遇台灣巨大變動的一九八○年代,許多五年級懷抱「單純的理想」特質。面對「又窮又悶」、「內耗空轉」的政經困局,五年級「人生下半場」的角色,令人好奇。

但很多年輕人還是覺得,五年級命好、運好。

繼承三、四年級生打下台灣經濟奇蹟的厚實基礎,如果職涯順利,現在的五年級應該有不少人已經拿著含金量不低的名片了。

仗著年齡與資歷的優勢,人口高達三七五萬的五年級生,不但佔了台灣勞動人口三成四,而且主計處的統計還刺眼地提醒,五年級是台灣年平均所得最高(約七十到七十四萬台幣)的年齡層。

「五年級都很風光,但現在是愈晚出生的愈慘,」一位民國六十九年出生的年輕人,說得忿忿不平。他似乎責怪,拿了一手好牌的五年級,竟然贏者全拿,連一點籌碼都沒留給後來的玩家。

五年級沒有成為把餅做大的酵母,反而淪為固化社會流動、製造二十二K的水泥,這或許是某些年輕人對五年級不諒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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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年級也是被嚴重誤解的一代。

吃乖乖長大 未必是乖乖牌

台灣史上頭一遭,「零用錢」的觀念降臨在五年級身上。這意味了,上一代打拚的餘裕,可以讓他們的子女過得好一點。

「台灣過去胼手胝足累積的家庭儲蓄,剛好留給五年級,」財經專欄作家李挺生分析。

國家政策也為五年級送上教育大禮。五年級班長(民國五十年出生)的東元總經理邱純枝,就定義自己是「九年國教第一代」。

經濟起飛、教育普及,這個「黃金交叉」的大機遇,讓五年級碰到了。

好好讀書,就能出人頭地,這是五年級這個世代的福氣。

但吃著「乖乖」長大的五年級,未必就是「乖乖牌」。

八○年代,台美貿易談判的畫面,預告了過去搭著美國便車的成長慣性,已經到了臨界點。美國「三○一(法案)」,這個經貿關鍵字,很多五年級都熟悉,儘管他們小時候還聽過父母講述,領麵粉與奶粉的「美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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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勢更是丕變。當五年級紛紛進入大專院校之際,一九八七年解嚴,接著前總統蔣經國逝世,加上各種社會運動的爆發,台北街頭除了路人,更多的是抗議遊行隊伍。一些五年級開始從校園到街頭,他們催生的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更是他們至今仍津津樂道的台灣民主化經驗。

讓五年級印象深刻的「台灣第一次」包括了,解除報禁(一九八八年)、股市首次上萬點(一九八九年)、中華職棒開打(一九九○年)、新銀行開放(一九九一年)。

還有,兩岸從探親到投資,也發生在五年級的成年階段。很多人因緣際會,成了第一批台幹。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前校長、五年九班(民國五十九年出生)的郭朝清回憶起那個年代,「這讓我聽到了時代的召喚。」

當然,五年級也見識過什麼是「曇花一現」。一九八八年,時任財政部長的郭婉容宣布復徵「證所稅」,股市在短短十九個交易日裡,從八七八九點崩跌到五六一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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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第一次學到了「崩盤」這個術語。人生無常,不只是古老的諺語,因為五年級所面對的經濟環境並不是順風車,而是「上衝下洗」的雲霄飛車。

「我記得很清楚,我很多同學剛畢業的時候,也是找工作找得很辛苦,」邱純枝回憶。

前怡富(現摩根富林明)投信副總、五年六班的王鴻嬪也是見證者。一九八九年從清華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王鴻嬪的第一份工作是當雜誌記者,結果公司經營不善歇業,連薪水都沒領到。

「二十四歲就跌倒,總比四十二歲來得好,」王鴻嬪不以為意,但跌這一跤,讓當時的她曉得,「人生要有危機感。」

更別提五年八班的導演魏德聖,在他三十四歲時,還處在負擔房貸的失業狀態。此前默默無聞的魏德聖萬萬沒料到,自己日後會成為《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的「億元票房」名導。

天地更寬廣了,呼吸的空氣變新鮮了,但從泥土裡抽出的青芽,卻需要各自找各自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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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也悶過,他們和六、七年級的心理距離,未必如外界所想的那樣遙遠。但不同的是,五年級見證過時代巨變的前後,這讓五年級的「大革命」壯志和之後年輕人的「小確幸」情懷,大異其趣。成長於騷動的氛圍,多少會影響一個世代的性格。套句五年六班作家王文華的說法,「遵守主流之後,就會想改寫規則。」

該撿鞋的時候,就撿

五年級吃著乖乖長大,也乖乖念書,但舊價值卻像他們青春期的尾巴,再也不復返了。而更多人走出校園後,也面對和上一代迥然不同的職涯機會與風險。人生被迫「瓦解與重組」,這既是郭朝清的成長寫照,也是很多五年級所受的時代洗禮。

但無論運好與否,更重要的是,每個世代都得把牌打好。五年級也不例外。

一九九○年代曾在台灣擁有「基金女王」光環的王鴻嬪透露,當時她每年年底寫績效報告時,對於自己未來職涯的規劃,曾年復一年填上:China(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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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時中國根本還沒有開放境外基金業者登陸,旁人好奇她為何一直打「空包彈」?對此,王鴻嬪只是聳聳肩,「就當我先掛號,有機會就第一個去。」二○○三年,王鴻嬪終於如願以償,就任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總經理。

其實,很多五年級去中國的時間,都比王鴻嬪早。因為兩岸關係的緩和與開放,幾乎和五年級的職涯起步重疊。而以現在台商投資的規模,年輕人擔任台幹的機會還是比五年級多。

言及此,王鴻嬪卻噗嗤一笑,「如果機會再來一次,會去的還是會去,不去的還是不會去。」

行動與否,都有言之成理的說法,關鍵在看待事情的角度。

「不要一直抱怨,」逢甲大學副董事長高承恕,今年五月才剛退休,看著校園裡的年輕人,他特別叮嚀,「要拋開生不逢時的哀怨心態,張良剛出道,還不是得撿鞋子?該撿的時候,就撿嘛。」

這可不是倚老賣老。不久前,逢甲邀請前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來演講,高承恕二話不說,邀集所有學校主管和他一起坐在台下當學生,「該學的時候,就把握機會認真學,」他一點也不覺得不自在。

當然,現在的環境對年輕人更不友善,房價高、薪資低、就業難。但反過來說,「現在年輕人的創業機會比以前多很多,五年級哪有網路當創業工具?」李挺生接著說,「資金取得成本比以前低,還有健保、國民年金在底下撐著,年輕人應該更有冒險的本錢才對。」

不同世代的「資產負債表」,要用不同的角度解讀。

六年九班的陳佳欣才剛離開台灣的大學教職,轉到東京大學擔任約聘研究人員。她負責的研究計劃裡,包括波蘭、泰國、澳洲、蒙古的學生。接受採訪之際,陳佳欣正準備帶這群學生前往巴西和智利,進行田野研究。

當有人問陳佳欣,是否台灣就業機會飽和,不得不往外走時?她不諱言,年輕人卡位愈來愈難。但話鋒一轉,陳佳欣強調,和五年級相比,他們的優勢就是國際化程度更高,也有更多與外界接觸的機會。

自由化的機會給了五年級;全球化的舞台給了六、七年級的年輕人。不同世代各有不同機會,而即便是同一世代,也照例有贏家與輸家。

嚴格講,世代交替的外在壓力沒有改變五年級,而是五年級改變了自己。

瑞士蘇黎世榮格學院院長史坦(Murray Stein)十月來台演講「中年之旅」時提到,人生上半場是在就學、就業、婚姻裡尋求認同。但滿足溫飽、功成名就後,卻也會開始懷疑,「人生究竟意義為何?」

五年級應該貢獻與回饋

尋尋覓覓,讓中年人反覆自問自答,「人生是否還能過得更好?」

解嚴、野百合學運都是陳年往事了,第一次,往往就代表僅此一次。

趨勢科技共同創辦人陳怡蓁以四年級生的身分分享,要創造精彩的第二人生,祕訣就是「能捨」。

毅然把公司經營棒子交給妹妹,陳怡蓁在文學、哲學裡找到天地,並且樂於對外推廣、分享。而她的丈夫張明正,則把心力轉向才剛萌芽的「社會企業」。

王鴻嬪二○○九年從中國返台後,現在遞出的名片是「台灣至善文教協會理事長」。結束了閃亮的投信職涯,王鴻嬪照樣把過去累積的商業能力,轉移到柬埔寨的貧童教育。

「架上的書必須定時清理,如果不清,怎麼有空間放新東西?」這是高承恕的經驗談。

懂得這個道理,才能品味歌手王菲《致青春》裡的歌詞,「這年華青澀逝去,卻別有洞天。」

能將小我與大我結合起來,五年級就不會只注意到太陽慢慢西下,而是更積極設法尋找還需要光照的角落。

體驗過大革命滋味的五年級,還是會想讓自己的人生下半場再轟轟烈烈一次。

至少他們親眼目睹過,「改變是可能的」。這是五年級的世代信仰。

但這並不代表五年級的人生下半場必須急轉彎。

在職場上專注投入的邱純枝,不圖變,但她努力創造機會給年輕人,為東元打造年輕的人才梯隊。這是她身為專業經理人的使命感。

而曾經豪氣萬千的郭朝清,也沒放棄過「翻轉教育」的理想。只不過現在的他,變得更「務實」,反而更有機會接近年輕時的理想。

財富與地位是五年級累積的基礎,但要過好人生下半場,一定是「精神層次的,」史坦提醒。

五年級已經到了更該貢獻與回饋的階段,但不是基於「幸運世代」的原罪,而是他們認真聆聽過自己的內在聲音,或者發現自己當年的理想還溫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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