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謝金燕的重型機車歌舞秀，成為元旦跨年晚會的最大亮點，後來很多企業的尾牙競相模仿，據稱一度還讓真正想騎重機的人租不到車子；豬哥亮主演的電影《大尾鱸鰻》在春節期間票房突破三億元，是農曆年電影票房總冠軍，勝過周星馳的港片《西遊降魔篇》與巨星雲集的好萊塢大片《悲慘世界》。
這對父女雖不太往來，時勢造英雄的機運倒是十分相近。最近十多年來各縣市的跨年晚會堪稱是千篇一律，若將五年的跨年晚會拿來重播，誆稱是即時現場直播，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能夠一眼辨識出來。這兩年在中國重金與市場潛力的誘引下，大牌藝人紛紛選擇在對岸跨年演出，重播的卡司搞不好還更形堅強，這時候謝金燕的猛辣表演就顯得特別搶眼與突出。豬哥亮欠債跑路十多年，靠著同樣的搞笑方式，一回來仍舊佔據閩南語綜藝一哥的地位，說明的也是台灣電視製作水準二十年來沒有什麼長進。
如果我們覺得這樣的現象不足為奇，這也將是台灣影視產業的真正危機之所在—試問，我們若將二十年的手機、電影或是服飾等等原封不動重新上市，能否在市場上獨領風騷呢？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差異與突破，不是向上提升，而是走了回頭路。謝金燕「重機+清涼穿著+挑逗動作」的表演組合，在行銷上其實已經是非常陳舊的概念。讓我們設想，今天如果這樣的組合換成是都會中產階級嚮往的「法拉利跑車+金髮碧眼辣妹+挑逗動作」，免不了要換來物化女性、了無新意或是陳腔濫調的批評，但是抽換成具有本土、勞動階級形象的女性擔綱，我們就覺得這樣的演出是可以接受，而且還是眾人競相模仿的，這是什麼樣的道理？
在我看來，這主要有兩個因素。一來是因為台灣的本土意識崛起，率爾批評具有鄉土意味的演出或演出者，輕易就會被冠上看不起本土文化或是不愛台灣的罪名。中產階級的香車美人會是原罪，謝金燕版的香車美人卻廣受歡迎，真正的原因是，在當代台灣，後者的政治正確比前者的政治正確更正確。
另外一個原因是，都會中產階級覺得這樣的演出與模仿「有趣」、「無傷」，反倒是源自我們自認與他們（謝金燕所代表的圈子與文化）不同，這樣的演出與尾牙模仿只是一時脫出常軌的「例外」，我們終究還是要回歸中產階級的「優雅」與政治正確。至於針對中產階級的古典香車美人，模仿起來非但不好笑，還有可能勾引起我們對於中產階級的拘謹魅力的緊張情緒。
從2010年起，連續四年的春節電影票房冠軍都由國片拿下，這四部分別是《艋舺》、《雞排英雄》、《陣頭》與《大尾鱸鰻》。這四部影片共同的特色是本土色彩濃厚。我們當然樂見國片票房復甦、本土題材受到重視，但是本土創作不應該被化約或等同於在種族、性別或階級這些基本價值上的倒退，忽略了本土題材精緻、溫柔與進步的面向。
不管在那個領域，台灣本土題材的文創產業幾乎都面臨了內熱外冷的窘境。這樣的困境原因自然不只一端，但是跟我們看待本土議題的自我限縮與倒退有很密切的關係。
本土而進步，是台灣的文創產業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