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挑戰 漢江奇蹟重現

韓國貨排山倒海地外銷已奠定了世界第二十一大輸出國的地位，近年來他們又積極發展重化工業，成為國際新貴，不但亞洲其他三條龍－中華民國、新加坡、香港密切注意其經濟動向，甚至連工業領先二、三十年的隔鄰日本，也都感受到它的威脅。

與「漢江奇蹟」並列為「台灣奇蹟」的我國在外交上與韓國是親近的伙伴，但是在外貿上卻是白熱的競爭者。

我國官員裹以經濟部長趙耀東最緊張，他握著拳頭說：「整個工業結構方面，韓國走在我們前面三到五年。」他指的是韓國企業已走向大型化，對建立產品形象、品質提高、降低成本大有助益。

二十年的奇蹟
　
漢江奇蹟不是一日造成的。一九六一年，一位陸軍少將朴正熙帶著軍隊開入首都漢城，發動軍事政變，建立第一共和國，平息了前總統李承晚退位後洶湧的學潮、孱弱的內閣和北韓的叫囂，更改變南韓在世界上經濟、政治甚至體育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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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朴正熙開始實行經濟計劃，此後的二十年，韓國在大致安定的環境裹實施了四期經濟計劃，加速衝出農業國的老巢，飛入新興工業國的林中。最明顯可見的是工礦製造業（代表工業化程度）佔ＧＮＰ的比重增加了一倍，由一六．三％到三○．九％，同一時期內農業比重卻降了一倍。

這段期間內，韓國政府為了對抗北韓的挑釁，高舉著「富國」的旗幟，以風雨雷電的手腕，主導了整個經濟發展。

在資源闕如的韓國，「富國要靠擴大輸出」更成了不容爭議的政策。政府給予致力輸出的廠商低利貸款（利率是商業銀行利率的三分之一），這些廠商可用貸款來週轉、開工廠、繼續投資，於是企業規模逐漸擴張。一九七五年政府又用同樣的餌鼓勵民間發展綜合貿易商，紡織、成衣、鞋類等輕工業產品順著這些貿易之手更推到了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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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初期，韓國政府更舉起了「富國強軍」的指揮刀，移師重工業國家的陣營，於是又多方參與或誘導民間企業投資造船、石化、營建、機械等重工業，雪球越滾越大，企業集團的型態也越明顯，到了一九八一年，韓國輸出品中，重化工業金額已超過輕工業製品十億美元了，比重已佔到出口的四七％左右。

去年，韓國輸出額雖僅佔世界總輸出額的一．二％，但是在一些重工業方面，他已名列前茅。例如造船能力緊跟日本名海外營建金額緊跟美國，都佔世界第二位。電視機、鋼鐵、機械也在國際上氣勢洶洶。

更令人驚訝的，這些成績是由人口、土地及資源都有所侷限的韓國在不到五年內所衝刺出來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韓國是「亞洲最具野心的國家」。

但是一九七九年，刺殺朴正熙的槍聲劃下了韓國經濟成長的休止符，接著而來的政治動亂、企業整編、農業歉收，又逢上第二次石油危機，剛剛完成的重化工業陷入了供過於求的泥沼，一九八○年韓國的ＧＮＰ竟然倒退了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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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追些近因外，韓國二十年急行軍後帶來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更種下了波濤洶湧的遠因。

例如為了擴大輸出，必須不斷增加窮入原料及原油，造成每年約二十多億美元的入超；大量引進國外貸款投資重化工業，使得外債高達三百六十億，平均每個國民背負的外債高居世界第一，四○％的輸出額要用來還越堆越高的本金和利息。

更與民生相關的，韓國在二十年來未曾抑制通貨膨脹，縱使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連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採取抑制投資政策，以穩定物價，韓國卻仍然勇猛地投資，任令物價指數往上提升，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一年躉售物價平均每年上升二二％（我國為六．六％），而工資以相同的速度往上追趕，使得韓國以勞力密集為主體的外銷失去了國際競爭的能力，形成惡性循環，加上三年前開始的世界性景氣衰退，韓國的停滯性通貨膨脹與其他各國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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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缺生機

當韓國前十名的大企業壟斷了全國銀行七○％的貸款，十家綜合貿易商掌握了一半以上的外銷額，不但使財富集中在一％的人的手中，更像凜冽的冬風吹走了中小企業的生機，失去了經濟的彈性和活力。一位韓國企業家嘆道：「我們的經濟就像個雙腿羸弱的巨人。」

面對這種種不利的因素，部分韓國人也表現出悲觀、無奈，但是大部分韓國工商界及政府都認為「這是變的時刻了。」

這就是韓國總統全斗煥所勉勵的「第二跳躍之產生」，也就是漢江奇蹟的重現。

根據他們過去的幹勁和戰鬥力，他們肯定自己能渡過經濟的轉捩點。

最具有「變」的色彩的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的「經濟及社會建設計劃」，他們不再一味追求高度經濟成長和擴大輸出，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七．二％（七○年代為一○％以上）為目標，而以穩定物價為先，希望將每年物價上升率控制到一○％以下。

其次，韓國將致力於工業結構的改變，到一九八六年，韓國重化工業佔輸出額將從現在的四七％提高到五四％。此次經建計劃的重點更放在促進整個經濟活動的效率，包括減少政府干預、進口自由化、開放民營、創造更有競爭力的市場和有效的獎勵制度。

政府將改變以前「經濟掛帥，一切為副」的原則，分些資源到社會發展上，如普及水電及房屋供給、修築道路、延長義務教育到九年等。

一切都低的時代

財政部長姜慶植指出，與以前成長高、物價膨脹高，一切都「高」的時代相比，他們將面臨一個低成長、低物價膨脹、低工資上升、低稅率、低利率的時代。

他強調：「我們將活在大不同的世界裹，亟待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和做生意方式，這比改變政策難得太多，但是我們必須做。」

矗立在山腳下的財經內閣正在傾力發動電視、報紙從事大眾經濟教育，希望民間接受「變」的觀念，去年的主題是將工資上升率抑制在一○％以下，韓國政府透過各種媒介，極力說服民眾物價在下降了，結果韓國去年的工資上升率平均維持在七％左右。

降低物價上升率對韓國不但有安定人心的意義，往昔民眾把終年辛勞的所得存入銀行後，幣值逐漸縮小。只有去年當物價上升率降到四．五％，人民才真正享受了利息，也才願繼續存款，使佔ＧＮＰ二○％的儲蓄流入給工商業發展。

隱蔽在林中的總統府青瓦台也慢慢改變引進外人投資的觀念。以前韓國人堅持自己來，只希望外國人帶來資金就好，對多國公司的重重頭箍使得韓國在亞洲四條龍的投資環境裹被評為最不利的，工資上升趕走了一些馬山加工出口區的廠商，道爾化學（ Dow Chemical ）的撤退也造成了韓國實質上、形象上的損失。

為了積極吸取外國技術，韓國政府最近放寬了很多對多國公司的限制，准許他們擁有更多的合夥股份，也准許他們從事進口貿易商，更將與國外合資設立銀行。

韓國希望這個合資銀行能帶給金融制度的改革一些示範作用。改革的最終目標正如財政部長姜慶植所說：「不能讓一分錢擱置，縱使一夜都不行。」

在金融改革上，韓國政府有把握勒緊貨幣供給額，但是在銀行和私債市場（相當於我國的地下錢莊）的改革卻走得又輕又慢。政府雖已把五家商業銀行的股份賣給民間，銀行也有了任用高級經理的權力，希望銀行能有足夠的自主權貨款給有前途的企業，而不是只是貨給某個人。

但是，多年來，銀行的作業都在政府已經劃好的格子裹打轉，例如給外銷業的一定是政府性低利貸款，每個銀行都有一定特定的財團為其主要客戶，所以銀行能做的決定很少，操作經驗自然像新兵。要達到自主還有段很長的時間。

與銀行開放民營同時而來的聲浪－利率自由化、健全私債市場更成了遙不可及的目的地。

韓國經濟問題的很大種因是，小規模的經濟裡卻處處豎立著企業巨人，企業集中化的程度比先進國還甚，例如在韓國，就業於三百人以上的大企業員二佔勞動力的五一％，日本卻只有二六％。大企業又稱財團，和軍人並稱韓國最有力的階級。

大企業也要改

每個人也都同意，不談財閥，簡直無法談韓國經濟，所以總攬韓國八○％ＧＮＰ的大企業更應該是變革的主角。如現代、三星、大宇集團等在這二十年間靠著政府的關稅保護、管制進口、低利又易得的融資以及有魄力的投資而成，一位日本教授形容：「韓國政府已深入企業的骨髓裡。」

一位韓國的政府官員也勸告大企業：「坐享其成的日子過了，不能再懶了。」

最明顯的是，去年政府降低利率約九個百分點，但是低利貸款的利率降幅卻非常小，逐漸拉近差距，所以大企業所恃的優惠條件就減少了。

在政府決定把駕駛盤交給企業家的同時，韓國大企業正面臨最危險的關頭。七○年代，韓國堅持一切重工業不但要自己做，而且要做得大。於是各大企業競相舉債投資，負債比率是平均自有資本的四倍。等七○年代末期，他們剛剛建好大廠，世界需求開始下跌，利率卻攀升，沉重的利息負擔加上約六成的開工率，使得韓國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產品數量驚人，利潤卻平凡」。

這說明了韓國在重化市場上的競爭策略－低價格。就如去年，韓國造船業的輸出金額增加了九○％，但是估計造船價格比以前低了三○％，很多人都相信他們已在虧本做生意。

大企業「打落牙齒和血吞」的作法，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為了社會環境的安定，政府幾乎警告大企業不要解雇員工，再者造船公司寧願削價，也要保持老主顧，而且學習新的造船技術。就像冬夜站在遼闊的漢江旁，必須隨時活動筋骨，才能生存的道理一樣。

「他們的眼光是放在一九九○年代的發展，」一位外銷銀行家說。韓國的造船能量還將繼續擴充為現在的一倍半，一九八六年輸出金額目標為五十四億美元，為去年的兩倍。

韓國這船業甚至奪標到日本本島負責一個鑽油船的施工，使得這船王國的日本起了大震撼。

突破傳統的生意經

各個集團也突破了一些傳統做生意的方式，例如以紡織業起家的大宇集團，一向大規模生產，但是高品質的紡織品的訂單總是量少，於是大宇協助資深工作人員到外面去建立小廠，來做大宇的衛星工廠。

又如，大宇在利比亞接了工程，以石油為交換，石油跌價，他們損失了一億美元，但是大宇利用去年歐洲匯率貶值二○％的時機，到歐洲用當地幣值買入建材，於是在匯率上賺了錢。在大宇集團裡有一組人專門研究國際匯率的動向，以便適時運用。

各大企業也瞭解到勞力密集的傳統工業終將因工資過高而失去競爭力，「技術的創新」將是「第二次跳躍」的原動力。目前韓國政府已設立了科學園區和風險投資公司，做為催生科技的搖籃。

韓國政府也牽著幾家大企業家的手，如三星的李炳?、現代的鄭周永等，一步步走向他們的科技探險，顯然又是在走一九七○年代日本的路子－從消費性電子轉入製造附加價值較高的資訊電腦。

目前韓國投入Ｒ＆Ｄ的經費已達到ＧＮＰ的一％，其中政府出資七○％，預計五年後，凜們的Ｐ＆Ｄ經費比例將增加一倍，政府和民間各出資一半。

韓國政府往往在引進高級技術後，如電腦的磁碟機、印表機，就關起門來，三年後外銷市場再見，而且本國公司必須買國貨。「我們必須保護新興工業，」是韓國政府和經濟學家一致的看法。

半導體、電子交換機、積體電路的設計、生產將是這幾年的熱門課題。

種種跡象看來，八○年代的韓國希望比其他工業新興國，以更快的腳步，走向工業化國家的堡壘。縱然一九九○年，它還無法達到，但是毫無疑問，距離會縮小許多。

韓國的經濟仍然存在著許多癥結，不是說改就可改的。這些年來中小企業在「財閥」的陰影下黯然失色，大企業不但壟斷了貸款，更不願花時間金錢培養中心企業，成為金字塔的工業結構。

政府已訂定了輔導中小企業融資及發展方案，但是大小企業間的互不信任，攜手合作可能還要一段時間。韓國商工會議所所長鄭壽昌就曾抱怨他經營全國最大的製酒廠，買了最新最貴的機器，但是由韓國廠商供應的酒瓶上了機器後，不是破了，就是蓋子蓋不緊，啤酒泡沬全都跑出來了。

小廠也埋怨大企業不準時付款、剋扣挑剔。

又如吸收現代管理知識、培養專業人員、降低員工流動率（韓國員工平均每三年換一個工作）、脫離家族企業型態、急速蛻變為現代化企業更是推動韓國繳革的「手」。但是這種現象不是短期內可做到的。

經濟發展人性化

高築的外債更會為韓國經濟帶來持續的夢魘。到一九八六年外債將達四百九十億美元，相當於韓國去年ＧＮＰ的六○％。必須依靠海外營建、擴大輸出額來搬回外匯彌補，但是面對八○年代世界貿易環境的挑戰。中東國家因石油減價因而縮減建設，更需要韓國人衝刺了。

韓國也與很多國家相似，在短短二十年間，從農業社會蛻變為工業社會，處處顯出捉襟見肘，擁有八百多萬人口的漢城似乎在重覆著很多大都市的難題－交通阻塞、空氣污染、秩序混亂、貧富懸殊。

於是韓國人處在現代與傳統之間，就像幽靜宏偉的景福宮矗立喇叭聲中的世界，似和諧又非和諧。

「我們的經濟發展應該更人性化，」一位經濟學教授望著窗外你推我擠的人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