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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美國經濟強權

有三個詞在經濟學者著作絕對找不到:激發員工士氣,合作與團隊精神。但是經濟學者梭羅卻認為要用這種社會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他的處方對台灣的為政者也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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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合社會」在一九八○年出版時,在美國引起廣泛的討論,作者梭羅(LesterC.Thurow)不僅指出美國經濟與社會進退兩難的困境,並引出政治經濟學上財富與公平分配「魚與熊掌」如何兼得的傳統爭辯。

五年後,梭羅又出一本新書「零合解決方案-重建美國經濟強權」(Zero-Sumsolution:buildingaWorld-ClassAmericanEconomy),來為他前幾年的問題提出答案。

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實驗過其它方案。供給學派擁護者雷艮總統的處方就是「自由競爭」,認為政府應放手不管,讓市場決定一切。梭羅在新書中,就批評雷根政府的作法,是不負責任的無為而治。他指出,美國經濟以往能大放異彩,實在是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便宜。大戰後,歐洲工業先進國家的科技研究與生產設備都遭摧毀;美國本土因免受戰火,就在科技發展上突拔頭籌。這種科技領先(rechnologyedge),讓美國在戰後四十年的全球經濟舞台上,獨佔霸主地位。

 

無為而治無助重建霸權

 

最近十年,梭羅一再警告,其他工業國已經在科技發展上一路追來,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也持續衰落。本著美國人的民族情緒,他認為美國必須再造世界霸主的權威。而這種「轉型期」的困境,光靠雷根總統的「無為而治」就不夠用。

於是梭羅在新書中設計一套完整的計劃,企圖解決今天所有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問題,除了減少預算赤字,拉低美元價位外,還應設法改善美國經濟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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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指出,決定一個人民生活水準及競爭力的最主要因素,是一國的生產力。而美國國民生產力的降低,在過去十年內尤其明顯。主要原因是美國比起其他工國,在儲蓄率及投資率上的表現都要來得差。(見圖)主要因為美國社會不鼓勵這兩件事,所以,要根治疾病,需從改造經濟結構開始(e-socialreorganization)。

改造經濟結構,除了用總體經濟政策外,梭羅指出,還應從個體的角度,來看影響經濟發展的社會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造社會結構」(socialreorganization)。

梭羅指出,美國企業家已失去先民拓荒的冒險精神,在享受了數十年霸權後,養成一種「心智上的怠惰」(mentallaziness),只看眼前短利,不再在研究發展上下工夫。於是美國企業賺錢的最主要方式,是利用股市運作,四處搜購公司,賺取差額利潤。

而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如日本,則在技術突破、改進生產管理等實力上,大量投資時間、精力與財力,並且更敢冒險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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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要為失敗負責

 

這種新保守主義的形成,梭羅認為,是因為每個人都不願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所致。而這項錯誤決策的主角,應該是企業管理者。梭羅不滿美國企業管理者把美國競爭力上的障礙,全部歸咎過高的勞工作本與過低的勞工生產力。他舉例,一個球隊能不能贏球,除了球員的表現外,教練的調兵遣將也有決定性。而美國輿論近日要求降低工資的作法,是少數既得利益管理階層的逃避責任。要恢復美國企業在人事成本上的競爭力,梭羅認為,應從白領階級開始減薪。

另外,梭羅指出,關於美國勞工生產力過低的說法,並不正確。美國生產力最低的,當屬辦公室的白領階級(見四七頁圖)。他舉日本松下到美國接收早期著名電視廠Quasar的例子,即使裁去二五%的白領工作者,在同樣的美國法規限制下運作,仍能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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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裁員並不是梭羅的最終目的,他認為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最佳利器,還在建立「團隊精神」。讓企業內每個成員都對企業認同,並以企業的長期發展為目標,而非為個人眼前是否能分得更多的利潤。他建議勞工、管理者與股東之間發展出一種「合夥人」休戚與共的關係,每一方才願為企業的長期利益,提供更多心力。

 

美國教育素質日低

 

梭羅對「社會重組」的另個建議,是加強國民教育。身為麻省理工學院名牌教授的梭羅,對這點尤其堅持。他舉例,比較美國針對高中畢業生做的學術性向測驗(ScholasticAptitudeTest)分數,顯示美國一九八一年即將步進大學的高中生,比起一九六六年的學生,在語文能力上降低五四分,在數學能力上降低三六分。而一九八一年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學生的成績,比起一九六五年總共降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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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梭羅認為原因還在教師水準不夠。因為美國教師的收入與社會地位都越來越低,能力好的教師都往工業界遷移。所以他認為應該重建美國教師在社會上的地位,才能吸引更多人投入這影響美國人力資源品質的行業。

而要根本改善美國教育的品質,梭羅強調,應加強教員及學生的資格檢定測驗。

梭羅「社會重組」的兩帖猛藥-投資研究發展而非股票,及加強教育審核制度-是否能為美國大眾接受,還待質疑。但往東望,美國在太平洋彼岸的主要競爭對手-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國,卻都正在如火如荼往健全股票市場交易及廢除聯考制度上動腦筋。這場東西雙方分別在「過與不及」之間尋求折衷的角力,在梭羅的新書中尤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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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總體經濟政策與社會重組的方案交給市場,在梭羅看來,是不負責任的辦法。於是他自然建議美國政府制定「工業政策」。他指出,工業政策不是蘇聯的中央集權式計劃,更不是由政府來挑選國家應發展的工業或產品;而是由政府、工業界與勞工自願地在研究發展、投資、貿易及工業重整各方面同心協力,找出方向。

而要達成「工業政策」的制定,必須拋開以往美國社會受強烈個人主義的支配。個人主義下,每個人都變得自私自利、眼光短淺,雖然每個人都自以為理性地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作法,但這些「個人理性」選擇的總合,卻構成社會整體的漫無目的,是毫不理性的「社會愚蠢」(socialstupidity)。因此梭羅強調,為達成工業政策,必須靠社會鼓勵工作勤奮、合作與團隊的精神。

梭羅這些道德上的勸戒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可行性,還是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在他制定工業政策的解決方案中,建議工業政策不宜來自政府,而應是勞資雙方自發性坐談後的結果,再由政府出面認定雙方的「協定」,並用控制補助經費的方式,確保政策性徹底施行。

 

犧牲才能再生

 

梭羅在設想這樣的「協定」時,卻沒有解釋如何讓在美國已經各有相當既得利益的勞資雙方,願意坐到談判桌前,共商工業前途的大計。

另外,梭羅建議美國成立民間聯合研究發展中心,各公司分擔研究發展成本,並分享成果。在美國現實經濟體制下,如何讓各大企業像日本財團一樣盡棄前嫌,攜手並進,則是另一個梭羅書中沒有交待的政治難題。

梭羅自己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問題。他在結語中強調,「重建美國經濟強權」要求的是「犧牲」,並對傳統「自由市場競爭」理論是基本的挑戰,所以可能沒有人能聽得進去。

在對雷根共和黨政府深感失望後,梭羅於是呼籲民主黨應伸出耳朵,仔細聽他的建議,可是「重建美國經濟強權」的政治野心。

雖然,梭羅所提許多解決辦法,在其他相關主題的政經書籍也不難找到,但一本他寫作簡單、清晰的原則,再加上從社會角度來看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問題,「重建美國經濟強權」仍是一本說服力相當強的書。對台灣決策者,或者也有些許值得伸出耳朵來細聽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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