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最近社會上變動很多,脫法的行為也比比皆是,請問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目標狹窄.思想幼稚
答:一方面因為政府的官員,包括民意代表,沒有現代的知識,不知道現在的環境,再加上對自己既得利益的保護,不能展開一個新的理念;另外一方面是社會上一部份人非常幼稚,隨自己衝動亂搞。
這些人和當年在大陸上搞革命的人不一樣,當年不論是國民黨搞革命也好,青年黨、民社黨組織政黨也好,或共產黨搗亂也好,都比較成熟,有一定的作法、目標,而那個目標是大家所接受的,不是狹窄的範圍,思想作法也不那麼幼稚;現在則是思想、作法也幼稚,目標也狹窄,而且事實上根本沒有目標,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個人利益。
政府方面作風也很保守,只是維護既得的利益,不曉得國家大事,也不管國家利益,這兩者湊起來就變成了這個亂局。我當然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條船,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政府裡面也有開明、思想很進步的;民間也有比較成熟的,為台灣利益著想的人。但這種人很少,發揮的力量不大,倒是不好的方面產生的力量很大,所以造成這個亂局。
問:對這個亂局擔心嗎?
答:到今天為止,我們的經濟是一個相當繁榮的經濟,中產階級的人相當多,社會也相當安定,現在還只能把社會表面搞亂,基礎還沒動搖,所以截至今天為止,危險性還不是非常大。但長期拖延下去,總會腐爛掉。
問:最近有關大陸探親、記者到大陸訪問等問題令社會大眾非常關切,為什麼政府遲遲沒有一個清楚的政策出來?這樣又會帶來什麼後遺症?
還沒開放就一片亂
答:這就是我剛才所講的,政府沒有眼光、沒有現代知識。政府當局,應事先擬好一套制度、一套法律出來。先擬法,然後再開放。而且這個法律一定要顧及到各方面實際的情況,而不是自己在家裡想一個法出來。各方面都檢討了以後,再依法執行。
現在不是,現在是還沒有開放,就一片亂。大家一哄而出,紛紛到大陸去,記者也去採訪,探親的、觀光的、做生意的都去了,有的要跟他們從事直接貿易,有的要在那裡直接設廠,結果變成反共好像只是政府的事,民間沒有人反共。
在台灣現在這種情況,我們非反共不可,這並不是思想頑固的問題,而是生活方式的問題。大陸與台灣比較起來,我們總是選擇台灣的自由生活,不管台灣有多少缺點,至少比較接近我們的想法,適合我們的生活,既然如此,就應該全體一致來維護台灣的安全與自由生活。現在這樣一搞,好像大家都往大陸跑,變成是政府反共,人民不反共。這樣一個反共政策怎麼做得下去?
我拚命.你賺錢?
另外一個矛盾的現象是,我們有幾十萬的國軍在天天準備、天天訓練,而且在金門前線守衛,「要是共產黨有什麼舉動,我們就要跟他們以性命相拚。」但是另外一部份人卻在大陸上和共產黨稱兄道弟,握手言歡,在那裡賺他的鈔票。在這種情況下,拚命的人怎麼拚得下去?我拚命、你賺鈔票,這個拚命也沒有意義。
所以政府決策當局對這個現象應該看得清清楚楚,政府反共,人民不反共,這個反共一定反不下去。一部份人民有同仇敵愾的心理,另外一部份人在賺鈔票,這樣下去很危險,因為大陸太大,我們太小。這樣搞個三、五年,它會在無形中把台灣融化掉了。
我們跟東德、西德不一樣,東德、西德勢均力敵,而且背後各有一個集團在支持,誰也吞不了誰,他們來往的話,不必怕對方把自己吞掉。而大陸這麼大,台灣這麼小,它在四周圍慢慢把你圈起來,慢慢接觸之後就把你融化掉了。許多學者專家舉東德、西德的例子,就是完全不了解實際情況。即使南韓、北韓也比我們有利,因為他們各有一個集團在支持。我們誰來支持?三、五年之後沒有什麼防備了,大陸幾個兵一派馬上就完了。
留生機在台灣
問:政府的主持者難道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嗎?
答:當然看得清楚。我推測總統現在的政策是希望真正用開放的政策,在台灣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經濟的繁榮他認為已經很成功了,現在假如把民主制度建立起來的話,台灣就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另外一個目標,是希望依照現在的憲法,慢慢地把政權和平移轉,這個移轉是兩個方向的,一是從年老移到年輕人,一是從大陸人移轉到本地人,也就是本土化。
他一方面希望在政治上,建立一個西方的民主社會。民主政治加上繁榮的經濟,這在中國講起來就是非常理想的國家了。這樣做的目標是希望中華民國的國號能在台灣維持下去。另一方面是希望中國國民黨能在台灣生存下去。這樣,還有一個「生機」在台灣,即使他走了以後,還是有成長的機會,不致於完全被消滅掉。
問:台灣現在的經濟富裕,是幾千年以來從沒有過的。如果想再向前推進的話,除了政府應扮演負責的角色之外,企業界、學術界、一般老百姓、輿論界應該負什麼責任?
博士滿天飛
答:其實落後是一整套的。現在到處博士滿天飛,但實際上他們除了在國外學一些抽象的理論之外,並沒有把心沈靜下來,真正研究台灣的問題。多半都是寫些表面文章。真正把心沈靜下來,深入研究之後,然後提出解決辦法,盡到知識份子責任的人不多。
就是輿論也很差。這些年來雖然有些改進,但真正對社會有責任感,為社會利益而做事的人也還是不多。
企業家對於國家觀念、社會責任更差。拿跟大陸貿易來說,他們腦筋想的就是這是一個好賺錢的機會,賺了錢以後好拿到外國去-「我個人能累積多少財富是多少財富,至於這樣做對中共有多少幫助,將來對台灣有多少損害,都不管;跟政府政策有什麼抵觸,也不是我的事,即使有抵觸,我也偷偷去做;公然違反國家利益,我也不在乎,有錢賺到手就好了。」我們不能說所有的企業家都是如此,至少我看到的大部份都是這種狀態。這樣的企業家在一起可以促使台灣經濟繁榮,但是很難對社會盡多大責任。學術界、企業界、輿論界,每個人為自己私利的結果,加起來並不是國家的總體利益。
問:如果現在的問題是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包括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企業界、學術界在內,我們要怎麼來扭轉這個趨勢?
答;政府應該建立各種制度、法律出來,讓每個人都有私人利益,但在法律的範圍內,私人利益只能發揮到一定程度,不足以損害到國家社會的利益。在這種混亂的階段裡,就要有幾個領導人出來,有這種眼光,趕快建立各種法律制度。
要有一群有眼光的人
我常講一個國家要中興,像貞觀之治、明治維新,並不是唐太宗或明治天皇一個人做的,也不是派一、兩個宰相、大臣就完了。是碰巧有一群人個個都有相同的志願,個個都有相同的眼光,湊在一起完全一件大事。
問:在這樣快速變遷的複雜社會中,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在這個混亂的局面裡,政府就跟打球一樣,定一個規則出來,執行這個規則。至於在這個規則之下,球怎麼打你不必管。打群架也沒有關係,大家遵守這個規則來打架-就是個有秩序的打架-不應該的,我自有我的處罰;應該的我就不管。這樣大家就會很有秩序的競爭了。現在的情況是公平的競爭,我也不管,欺騙的競爭,我也不管。
明知有人違法而不採取行動,反而警告民眾要小心,這就好像走在路上有人搶你,政府卻表示:是你自己不小心,我老早告訴你隨時有被搶的可能,不要把錢財帶在身上,現在被搶,活該。
政府應擔負起制定和執行法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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