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台灣都覺得台灣在變,而且變速一次比一次大。八月初在台北小住了一星期,「解嚴」後的台灣,給我的感覺是矛盾的,一方面深深覺得這一個變動來得太遲,但另一方面又覺得這個變動來得太快了。「解嚴」是早就可做的事,一下子就做了;但解嚴後的新規範卻又遲遲未能建立,於是「等不及」的心理一下子出籠了,「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的事件層出不窮,不但叫人眼花撩亂,也叫人擔心。自立晚報在九月中派李永得與徐璐兩名記者赴大陸採訪,也予人以同樣的感覺-這件事早就可以做了,但這件事也做得太倉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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