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利益看大陸前景

＜span class=’Doc’＞打「美國牌」

＜/span＞　

　今年五月戈、鄧在大陸的高峰會議之後，中蘇共再像以往珍寶島或新疆干戈相見的可能性，至少在今後幾年內業已消逝；既然中共在今後若干年內明顯地「外強中乾」，頭腦最僵硬的蘇聯領袖怕也不會把他放在眼裡。

　如果我們說在布里茲涅夫時代美國是在打「中國牌」，那麼在八○年代後半期戈巴契夫當政時，中（共）蘇美間的關係主要是蘇美間的核武競爭和中共打「美國牌」兩相結合所產生的作用。我們知道，雷根主政後的竭力建軍，使蘇聯考慮是否能夠保持軍力上的相對水準（有人說是蘇方要保持其已取得的優勢），從蘇聯立場來看，如果中共在美國（或與西方、日本共同）協助之下真能夠強盛，那麼將來整個戰略形勢會對蘇聯更不利。所以我們可以說，中蘇共在五月中發表的正常化公報象徵中共打「美國牌」的策略成功。

廣告

　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醞釀不只一日。在戈鄧正式會談之前，戈巴契夫業已自阿富汗撤兵，決定逐漸削減中蒙邊界及駐外蒙蘇軍，以及促令越南自高棉撤軍，這就是中共指明為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所以說中共打「美國牌」頗有成效不為過分。當然中蘇共關係的正常化是互利的。

　中蘇共雙方決定舉行高峰會議也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前。當時趙紫陽當政，大陸經改成效－不論少數人（包括筆者）對未來展望是如何置疑－根據官方與一般外人報導，均已極彰著。戈氏當時也已決定在蘇聯進行經濟改革。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中蘇共雙方當時都認為經濟改革是一個共同的意願與已定政策。所以雙方可能希望從「正常化」雙邊關係來獲得以下幾點利益：

　一、雙方都可以利用和解與撤兵，勸導內部軍方與工業部門接受軍費的削減，將生產設備轉移做民用品的生產與投資。

廣告

　二、雙方藉此增加生產。如果增產物品性質適宜－－例如大陸的消費品和蘇聯的民用生產設備，如電力設備，可以交換，雙方可以更增加數年來業已相當增長的貿易數值（邊界的貿易和旅遊交換早已有多宗報導）。那麼或者可以提高經濟成長的速度，減少對西方的資金與物質的依賴。

　三、如果雙方能利用物資交換與補償貿易方法完成經濟合作，那麼西方所要求的物價市場化與接受世界市場的「整合」可以減緩。雙方可能都認為這樣可以減少改革所遭遇的阻礙。

　四、更具體的一點是在中共方面，如果蘇方能用已完成的新疆通中亞的鐵路，將發電與動力設備運入大陸西北，也許可以增快西北的經濟發展，與吸收其他地區過剩的人力。反之，如果大陸的勞力能夠更大量出口到蘇聯，也許可以協助發展蘇方的豐富資源。

廣告

　五、設立經濟特區是蘇聯認為可效法中共經改的方案。第一個特區選定列寧格勒和芬蘭間的Vyborg；另一個可能是海參崴附近的Nakhodka，或許中蘇共可以准許彼此在對方的特區內增加交往。

　

＜span class=’Doc’＞雙方合作即可不必開放﹖

＜/span＞　

　以上談到的幾點都是中蘇共雙方可以從對方得到的協助。但不足以藉此完全取代他們對西方和日本等經濟發展國家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以及質量較高或專門的物資與企業經營人才，中蘇的正常化並不能打消他們對西方的需要，在這些方面，大陸與蘇聯實際上是處在相互競爭的地位！

廣告

　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雖然西方（尤其民間對民運與學生高度同情的美國）和日本等（大陸的重要貿易與投資伙伴），並沒有立即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但是要外國商人和投資者大規模進行新投資與技術合作，投入「新錢」，賺回已失去的「舊錢」，熱中的有錢人也不是那麼傻。不幸的是，大陸今後一、二年正面臨過去幾年經改時的貸款和外人投資到了還債利息匯出增加的當口；又碰上國外投資者感染「蘇聯－東歐熱」，所以即令大陸能執行緊縮經濟的策略，國際收支仍不免捉襟見肘。反之，對與蘇聯合作的依賴性也因此增多，一反雙方在正常化之前的相對形勢。大勢如此，以下兩個相反的可能發展值得提醒讀者們注意。

　蘇聯早就想吸引日本的資金與技術，日本商界的意願也高，在七○年代油價高漲的時候，雙方談得很熱絡。但當時有幾項政治阻礙：一、日本人希望美商參與；後者不肯。二、蘇方原欲裝輸油管經西伯利亞到太平洋，後來改變計畫，要建另一條鐵路線（現已竣工）。日本人怕中共在中蘇邊界對峙，反對造鐵路。三、蘇軍戰後占領距北海道不遠的日本四個島嶼，其中部分設防。蘇聯在過去數年本已有意與日人談判，但礙於在與納粹德國密約之下，分割了東歐國家，尤其是波蘭的國土，因而不敢在遠東與日本妥協，歸還土地，以免開了先例。

　

＜span class=’Doc’＞日、蘇商洽好時機

＜/span＞　

　現在這些問題都已改觀。一、美蘇在戈巴契夫的笑臉外交攻勢下開始修好。二、中蘇共間已正常化。三、蘇聯在東歐對波蘭的半獨立，「非共產」政府與其作風特別寬容（並且西德業已對波蘭保證，不打算將戰後割讓給波蘭的東普魯士地區索還）。所以現在蘇聯要與日本商洽的時機已到。用逐步歸還占領的島嶼（或其使用權）以換取日本的資本、技術，便可增加蘇方的籌碼。

　另外還有兩個籌碼。一是戈巴契夫在歐洲外交主要對象是西德。西德是對蘇聯投資最熱中與最有財力與技能的歐洲國家。我們不難想像蘇聯會推動日、德商界與銀行的競爭，從中取利。

　另一籌碼是結合蘇聯西伯利亞的資源、日本（或德、美）的資金、技術、與中國大陸的人力來「開荒」。這種大規模的開發計畫正是陳雲、李鵬等人在意識形態方面最容易配合的地方。但是政治上有被譏為「供應奴工」之嫌。尤其是這一帶大荒地，也正是史達林時代放逐政治犯和其他類型強迫勞役的地方。然而在天安門事件後，這種做法可能恰為大陸甚願接受的策略。

　

＜span class=’Doc’＞對中蘇共均等待遇

＜/span＞　

　天安門後另一發展是美國對中共的觀望。美蘇間的貿易發展下一步是與蘇聯訂商約和給蘇聯「最惠國」待遇。後者做法必須由總統肯定蘇方對外出移民業已降低障礙，所以「傑克森－范尼克」修正案中的限制（即不給有這類強烈障礙的國家最惠國待遇）可以暫不實施。從美方觀點出發，給蘇聯最惠國待遇之前逕行取消大陸業已享有多年的最惠國待遇，是否是不平衡待遇呢﹖但在經濟制裁尚未定案前，這一切都是可以變化的。這就是經濟制裁混沌不明的實質原因之一。

　觀望的進一步是期待。世人對大陸的未來有何期待﹖期待是一廂情願地不顧現實﹖這個結論不只是說大陸的前途需要更仔細的評估﹖我們亦不能斷然地認為戈巴契夫對蘇聯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就一定會成功﹖說來話長，且後以後再談。（作者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