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剛從大陸探親回來的一個朋友告訢我,他的一位同伴在參觀北京故宮時迷了路。眼見四處無人,猛然看到遠處站著一名穿制服的「同志」般打扮的人。這名台灣鄉親想要問路,又不知如何稱呼。情急之下,靈機一動,遂趨前問道:「請教這位『共匪』先生,我應該如何離開這?」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以後,台灣許多民眾「知道中共不是什麼,但不知道他是什麼。」尤其當今年五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中共不再被視為叛亂團體之後,有關中共的「正名」,可能是一個急待澄清的問題。
<span class=’Doc’>敵對狀態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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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一向講求名分,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過去兩岸關係之所以糾纏不清,中國問題之所以窒礙難解,關鍵即在北京和台北都以正統自許,都以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居。實際上,台灣輿論界這些年來將「共匪」改稱為「中共」,以「北京」取代「北平」做為一項政治符號,其中所隱含的即是兩岸互動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的一個階段。
儘管如此,對於中共的認知問題,仍舊在台灣內部引起相當大的困惑。執政當局明知開放的腳步難收,但因缺乏來自中共方面的善意回應,故不得不採若干補救的措施,來調整其步伐。大陸政策之所以常被譏為畏首畏尾,即肇因於此;另一方面,民眾也因「中共非中國,中國非中共」而攪昏了頭,不知道在兩岸接觸的過程中,應該採取什麼態度,自然因此產生出一廂情願的念頭。這種朝野認知上的差距,必須在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之前,想辦法加以彌補才行。
有人認為,應該承認中共統治大陸的政治現實,把中共視為一個「政治實體」。但,「政治實體」仍舊代表一個抽象的概念,他的名字究竟是什麼?有人認為,中共雖然不再屬於叛亂團體,但兩岸關係仍處於「敵對狀態」;問題是,中共在這個狀態下,該當何罪?算是什麼樣的「敵人」?
在沒有為中共重新定性定名之前,在兩岸關係未獲重新定位之前,倉促地宣布終止戡亂時期,勢必引發一連串的後遺症。就以台灣民眾普遍關心的安全課題而言,今後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入境?大陸出版品如夾帶共產主義的宣傳,應該如何加以遏止?學校教材涉及大陸的部份,應該如何加以修訂?大眾傳播媒體有關中共的報導,應採什麼尺度?最重要的是,在軍中政治教育方面,我們應該告訴我們的兄弟們,他們今後可能面對的「敵人」,究竟是什麼?
<span class=’Doc’>以靜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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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們忙著思考這些擾人清夢的問題時,海峽對岸似乎是「以不變應萬變」,擺出一副「以靜制動」的模樣。
去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國大陸的一些所謂「台灣問題」專家,在北京舉行研討會,討論的主題是「台灣形勢回顧與展望」。談到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正面影響時,與會學者指出:「一是有利於人員往來由單向發展為雙向,也有利於『三通』逐步從間接發展到直接;二是有助於消除敵意和降低軍事緊張狀態,隨著雙方接觸增多,兩岸之間的政治氣氛可能只會變得更加祥和;三是隨著『戡亂時期』的終止,台灣當局就不能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這樣就為兩黨對等談判創造了前提。」
<span class=’Doc’>台灣已位居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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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陸學者的看法,實際上反映了中共官方的態度,完全符合中共現階段的對台政策目標和策略。中共一定樂於見到台灣單方面的解除精神武裝;一定願意在台灣動員大量物資、人力資源,為終止戡亂時期後的變局未雨綢繆時,袖手旁觀。因為,兩岸不同的社會制度,已造成雙方之間一動一靜的態勢。中共不需要考慮民意,沒有依法辦事的壓力,更沒有受到國會監督的急迫感。從敵我矛盾的觀點看,中共會認為在這一回合的兩岸政治鬥爭中,台灣已經位居下風了!
中共把兩岸關係的發展,完全「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甚至「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都是不負責任的想法。中共如果本身不求改變,一味地認為終止戡亂時期後,兩岸關係必然朝「有利」的方向發展,也可能太過樂觀了。
<span class=’Doc’>決策應避免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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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大多數人,目前仍對中共的所作所為缺乏信任,對於中國大陸情勢的發展,沒有信心,這是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最大障礙。為了改變這一情況,中共應事事反求諸己,而不是處處利用對方的難題,去尋找對自己有利的答案。
中共對於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所做的反應,使我們警惕到政府的任何決策和措施,都必須注意避免「誤導」的作用。終止戡亂時期,並非意味著恢復和平的狀態。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些年來政府提供的資訊,乃至於媒體所做的報導,大都偏重於兩岸關係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鮮有對中共政權和大陸情勢的全盤分析出現。在政府決策當局告訴我們中共是什麼之前,這樣的分析,也許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作者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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