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驥
讓電影發出底層的聲音
去年十一月,第十二屆東京影展,台灣導演張作驥以「黑暗之光」一片,一舉囊括東京影展金賞、東京大賞、及亞洲電影賞三項大獎。
張作驥,一個國人還陌生的名字,繼導演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讓台灣電影揚名國際。
張作驥電影工作室,位於台北景美羅斯福路六段,一棟不起眼的老式建築裡。穿過粗糙水泥牆的狹小樓梯間,走進二樓的工作室,除了幾幅大型電影海報,簡單的空間、簡陋的傢具,有張作驥釘的桌子、自己裝修的電腦及剪接室。這裡猶如他的電影,從「忠仔」到「黑暗之光」,一貫關注中下階層的生活,寫實、樸素,乃至有點灰色破敗,卻又散發著強勁生命力。
寫實地反應中下階層的生活與情感,將鏡頭聚焦到邊緣的八家將少年、弱智與盲人家庭,是張作驥電影觸動人心之處。
將生活的悲喜入鏡
這樣的觸動,跨越國界。當黑暗之光在坎城放映完,一位法國片商感動地哭著向張作驥跑來,還摔了一跤。也在坎城,日本片商看完電影,在路上與張作驥迎面相遇,當街就跟他買片子。
中時影藝中心副主任藍祖蔚認為,創作者只有拍他最了解的東西,才能拍出深度。「忠仔裡的八家將、廟會,張作驥真的了解他們。他和他們有共同的浮沈與共同的分享,因為他能深入了解,才能掌握裡面的感情,」藍祖蔚說。
一襲輕便的牛仔褲、T恤,講起電影,生動地比手畫腳,正在構思下一部電影的張作驥,興奮地講著他想拍的故事,也是有著濃郁寫實色彩的故事。
這樣的功力,得之於張作驥日常生活中,對周遭事物自然地觀察與敏銳的洞察力。他可以在菜市場,跟賣豬肉的肉販聊上兩個小時;會為在市場裡,賣過時的清除蟑螂紙盒的老婆婆收入微薄而難過。
我就是中下階層
不當導演就要當計程車司機的張作驥,考過兩次計程車執照,沒考上,喜歡整夜釣魚、泡茶。他用生活與升斗小民同呼吸,沒有藝術家或知識份子的姿態,只是平實地將日常生活的悲喜化為電影語言。「我不適合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是從這圈圈看那圈圈,我只是拍我身邊的東西,我也認為我自己是中下階層,」張作驥說。
張作驥生長在平凡的外省家庭,新埔工專電子科畢業後,在服役期間,負責管福利站、戲院,而看了很多電影。「當時我覺得自己也可以說故事,」他回想。
因為愛上電影,張作驥決定學攝影。當完兵後,他考上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影劇組。畢業後,他進入電影拍片現場,做虞戡平的助導,去香港跟過徐克的電影,侯孝賢拍「悲情城市」時,第一次擔任副導。
張作驥還記得第一天拍電影,是在金瓜石拍「好小子」的時候。在論資排輩、講經驗的電影現場,「小場務、領班都可以不客氣地跑來跟你說,你大學生哦?習不習慣?」張作驥回憶。
從基層做起,走過一個個拍片現場,讓張作驥深深了解如何拍出電影,以及拍片現場的複雜。「拍戲有很多是人與人溝通的問題,沒有經驗,你拍不出來,」他說。
十幾年間,張作驥曾拍攝青少年題材的紀錄片、半劇情片,對他影響特別大。為了了解青少年,他接近他們,眼見青少年械鬥,在電玩店交易、吸安。這些經驗使他更關懷邊緣少年陰暗的生命。
對中下階層的關懷,結合想說故事的興趣,這樣一股對電影的執迷,讓張作驥堅持到現在。當年,與他同輩的十七個人,如今只剩他在拍電影。
一年只賺三萬元
當一些朋友在廣告界,已經月入二十萬,張作驥還過著長期沒有固定的收入,甚至有一年只有三萬元收入,一拍起電影又得四處調頭寸的生活。與張作驥合作兩部電影的資深攝影師張展說:「張作驥一直執著電影,不拍電視,所以生活拮据,他是苦過來的。」
執著十幾年,張作驥得到國際影展肯定,成為被看好的電影導演。他卻沒有太大的心情起伏。他說:「只是五個觀眾,正好也是評審,而且喜歡你的電影。事實上,每個觀眾都很珍貴,我們很珍惜每一個喜歡我們電影的人。」
得獎後,婉拒許多邀約,乃至投資,張作驥冷靜地說:「我不是台灣電影的代言人。有人說,你應該趁勝追擊,但我不要,如果我馬上改變,你會看不到原來的我。」
也因為一路從基層做起,為了給年輕人進入電影的機會,張作驥的電影多利用暑假開拍,讓至少十個學生進入他的片場。他要讓對電影有興趣的學生,有機會想清楚,自己是喜歡看電影,還是想拍電影。
張作驥堅持繼續,因為拍電影不是那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這是我的生活,你不做這件事,你做什麼?我拍電影只是執行我的生活,」張作驥說。(邱花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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