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民族主義很強。我生長在江南，是文化很豐富的地區。假如沒有抗戰，民族主義加上江南，我也許就會變成一個以上海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沙文。抗戰時期在各地跑來跑去，見過最苦的農村，也住過內地的城鎮。這是很幸運的，使我與上海租界的少爺、小姐有很不一樣的視野；也和很多只在書本上讀到中國的人，對中國的見解很不一樣。
可是，我的中國民族主義還是非常強烈。
到了美國，看到另一個世界。那時，正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萌芽的時候，我們的宿舍是神學院宿舍，神父、牧師、猶太教長老，都有。在那裡，我們辯論一些人類的基本問題，就是人權問題、自由觀念等，接觸到許多不同理念，又因為參加民權運動，而了解到實質與理論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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