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反毒戰爭的新武器

護士還會做患者眼睛的「虹膜辨識」，確定沒有冒名的毒癮犯來「代喝」。

「我們服務時間，到晚上九點，中午也不休息，政府還補助一半，」桃園療養院院長陳快樂說。

過去有人一喝完美沙冬，立刻又被抓回監所。目前內政部和法務部規定刑警、調查局、少年隊，不得在療養院外面逮捕他們。

去年，台灣各級法院受理了近七萬八千件毒品（藥物濫用）案件，起訴了四萬三千人，近三萬六千人有罪。其中，反覆「再犯」的老煙槍，高達八一．九％。

「所以有『戒治無效』的說法，」曾是老煙毒犯、四十歲前出入監獄多次，台中更生團契傳道李當選說。近年來，他奉獻每週五下午，進入台中監獄為戒治人上課，「反覆看到一些熟面孔。」

藥物（毒品）濫用，是當代各國共同的難題，台灣並不特別嚴重。

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陳美霞指出，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統計，○九年台灣整體藥物濫用的盛行率為一．四三％，與全球三．五％的盛行率相比，屬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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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灣跟自己比，十年來毒品案件卻增加兩倍（見表一）。而且，民怨很深。

毒品氾濫  第四大民怨

行政院研考會調查的十大民怨，「毒品氾濫」佔第四位。

《天下雜誌》針對二十二個縣市大調查更發現：除了離島三縣馬祖、金門和澎湖之外，其餘縣市有兩成以上的人民，認為自己居住縣市，毒品問題嚴重。

其中「重災區」是台中市、高雄市和雲林縣，每兩人就有一人，覺得毒品問題嚴重。比雲林、高雄稍好些的新北市、桃園縣，也有四成居民認為毒品肆虐嚴重。（見表二）

「監所每年新增六萬多名犯人，煙毒就佔了六成，國家每年編四十五億預算蓋監獄，犯人愈收愈多，」中正大學學務長楊士隆說。

其實，台灣面對的是「毒品全球化」的挑戰。青年次文化的「俱樂部用藥」，正鋪天蓋地往台灣幾個大都會的夜店、俱樂部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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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是最大的挑戰之一，」近年來，全力反毒的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指出，許多不肖份子，有的是大學內的化學或藥學專家，利用已知的毒品，例如安非他命的化學構造，加入一到兩個化學功能基，就合成具有短暫快感、和毒性增強的新興毒品。

「『喵喵』這些新興毒品，都是我們主動提報的，」蔡文瑛指出。

而且，衛生署為防堵本土加工的毒品氾濫，連感冒藥的上游原料藥：麻黃鹼（可以在土製工廠合成安非他命）都嚴格管制，藥商都要逐批審核發照通過，一進一出都要對照使用量。

台灣的反毒戰爭愈打愈熱。一九九三年，政府正式「向毒品宣戰」；一九九四年六月開始，至今年已連續十九年的「全國反毒會議」，由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輪流主辦。二十二個縣市也都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縣市首長擔任召集人，衛生局長任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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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各部會所有反毒預算，一年有約四十五億的經費，在這樣的努力下，毒犯數確實自○八年達頂峰後，逐年下滑，一一年比一○年只增加二．七％，但人數仍是十年前的三倍。原因究竟為何？

有人認為修法為染毒者「除罪化」是主因。

原因一：為染毒者「除罪化」

一九九八年，台灣對毒癮犯的政策大轉向。一改過去五十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前法務部長王清峰任內，重新定位「煙毒犯」：從「純犯人」的身分，轉變為「病人兼犯人」；「煙毒」的用語，也改為「毒品」。

曾任法務部保護司副司長，台南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指出，吸毒的首犯會先「觀察勒戒」；這初犯者，一年期滿一定要釋放。

釋放後，如果五年內再犯，第二次被逮，會直接移送法辦。

一旦釋放期滿五年，第六年如再犯，表示「成癮性不高」，可以重新回到初犯優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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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細緻地分別毒癮犯，是希望他們在三犯之前，能改過自新。

而且，「法務部特別規定，戒治者遇到警察，只要出示正式『替代療法』就醫紀錄，檢察官就應予『緩起訴』，」周章欽說。

不只如此，衛生、教育、司法的專家們，還持續為這群重症藥癮犯「解套」。台北市衛生局長林奇宏舉例，過去，因治療一級毒品海洛因患者，有美沙冬替代療法，檢察官會配合給患者「緩起訴」。

但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毒癮犯，沒有替代藥品療法，就不能「緩起訴」。「所以，台北市試辦一年了，以『團體諮商』，也給二級毒品犯者『緩起訴』，」林奇宏解釋。

原因二：政府畫地自限、缺乏整合

也有人批評，執法單位分工太細，缺乏常設專責機構，常有「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困境，是反毒成效不彰的另個原因。

目前，二十二個縣市都有「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但高等法院庭長黃瑞華指出，「分工的部會、執法單位，又缺乏有機的連結，執法過程只是『一卡一卡』，像是人球一樣往後面單位送。」（見表三）

行政體系「畫地自限」的反毒，讓反毒工作功虧一簣。「他們都是病得不輕的精神病人。要徹底戒治，本來就不容易，我們又沒有處理藥物濫用病人的『國家整體架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束連文分析。

例如，對煙毒少年犯，觀護人一個月見一次面，從收容所回到家，他還是生活在舊有的原生家庭、社區，「政府公務員如果不主動關心他們，他們的問題沒有解決，一定會再犯，」黃瑞華指出。

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詹中原，與政大資訊管理系博士陳泉錫，去年十月發表論文，針對資深反毒官員，以及即將出監的毒癮犯，詢問為何台灣反毒效果不彰？發出七五九六份問卷，回收率高達七九．七％。結論指出三大困難：

一、缺乏整合的國家級專責機構。目前二十二縣市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只是任務編組，如果「召集人」（就是縣長）不重視，不易有績效。

二、中途處遇機制缺乏。五九％的出獄戒毒者，需要工作，可是找不到工作。昔日供毒的藥頭和毒癮伙伴又來糾纏。

三、部會間防制作業程序不一致，資訊不能整合。

原因三：青壯年吸毒再犯率高

政府、政策的問題外，更具體的是，吸毒者多集中在青壯年（見表四），他們所面對的個人、家庭問題，讓他們儘管被逮、戒護，卻一再重回吸毒之路。

教育部，像是看到了這個本質。六月三日將舉行的「全國反毒會議」中，選擇的反毒代言人，不再是明星、名人，反而是親身陪伴、關懷青少年，走過成長期的軍訓教官吳豫州。（見一六○頁）

校園裡反毒，也開始使用「關懷」，取代「懲罰」。

二月下旬，一位台南新營的黃姓國中生家長，向媒體爆料，說他子女的國中，寒假集體「拉Ｋ」（吸食三級毒品Ｋ他命，校園黑話稱「拉Ｋ」）。教育部軍訓處台南市督導馬玉濱立刻介入了解。

半個月後，桃園縣督導楊又先也接獲提報，桃園國中兩名學生，一男一女「拉Ｋ」，需要立刻成立「春暉專案」。
這些都是教育部軍訓處的標準作業流程，只要高危險群學生，驗尿後有陽性反應，立刻成立「春暉專案」，派高中教官到國中校園，對國中生進行一對一的關懷。

關懷，是台灣反毒戰爭的新重點。順著這個重點，《天下》分別在醫界、非營利界、司法界、學界、教育界五個領域，找出五位用持續、不放棄的關懷，打這場戰爭的反毒英雄。

這場仗，不容易打。但是這些英雄的出手證明，只要用正面的態度積極付出，改變，看得見。

「無毒有我」  法務部反毒撇步

毒品氾濫是全球的急迫議題。根據2010年「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統計顯示：全球十五到六十四歲人口中，有約4.5％（約兩億多人）有藥物濫用問題。

在台灣，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八年來，毒品犯一直都居所有犯罪類型中的首位，比例也一直佔所有受刑人數的四成以上。

衛生署2009年「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也顯示：台灣初次使用毒品的平均年齡，竟低到十二歲半，可見濫用毒品人口逐年年輕化。

而且，全球新興毒品不斷推陳出新，販毒型態日趨複雜化，透過同儕交流，向下蔓延到青少年學子。

毒品防制，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戰爭。目前，法務部積極結合慈濟基金會、及慈濟大愛電視台媒體，製作《逆子》、《破浪而出》兩部由慈濟真人實事改編的影片，透過各地檢署、二十二個縣市政府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在各監所、學校、社區，展開「無毒有我」電影特映活動，三年來已超過四千場。

今年，法務部再與慈濟分布在全台灣的中小學老師，組成「慈濟教師聯誼會」，培訓兩千名反毒教育宣導人才，做為台灣「反毒義工」的生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