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給台灣個建議,」亞鐸(Felix Addor)認真地說,「台灣應該跟瑞士一樣、發展地理品牌(geographic branding)。台灣跟瑞士有很多相似之處。」
亞鐸是瑞士聯邦政府,智慧財產局副主任。辦公室長櫃上,放著從世界各地蒐集來的仿冒乳霜、瑞士刀,但都掛著代表瑞士的紅色十字。只要讓消費者認為「瑞士製造」,一般產品價格可以多個三○%。
他相信,掛上「台灣」兩字的茶,也可以賣更高的價格。
擠壓在德、法、義這些強勢國家間,瑞士通常是低調、務實。難得碰上像亞鐸這樣「積極」的表達。
台灣與瑞士是有類似的條件:自然環境多山,地理上被包圍隔絕,發展都受緊臨的超大經濟體影響。
《天下》把瑞士放入「國家之路」系列報導中,也是想從他們發展的抉擇中,為台灣找些建議。因此,一路的採訪中,頻頻問人「瑞士政府做了什麼?」
這個問題,我問了學者、問了企業經理人、塞進咖啡廳的聊天中。但發現,瑞士人民承擔了國家大部份成長與發展的責任,而不是政府。
有責任的民主
「政府怎麼可能比企業更了解經營?」「為什麼你覺得,政府可以做出比一般人更好的決定?」經常是瑞士人的反問。
實行直接民主的瑞士,人民經常顯露出做主人的態度,不依賴政府,更不崇拜政治人物的智慧。「政府只是被授權,執行我們的決定而已,」瑞士人常說。
瑞士人認為,愈是與一般人相關的事,愈應該交由一般人決定。這是全民的權利,但也是相對的責任。
例如稅收,是否該用來做學校增班?是否該修路?人民在直接投票前,都會收到政府的一疊「說帖」,詳細說明理由、分析數字。
民主,要負擔的責任,並不輕省。
瑞士人承擔責任,也表現在工作上。
隨著瑞士法郎升值,現在是瑞士非常富裕的時候。但是,也是出口導向的瑞士企業,極度艱困的時候。
瑞士上班族已經開始面對嚴峻的挑戰。有些企業的員工,同意延長工時,免得公司加人增成本,更沒有競爭力、甚至必須裁員。
有些上班族下了班,會再去進修專業,學習新的專長。
瑞士的人口是德國的十分之一,但在職經理人的教育市場,與德國規模一樣大。
雖然,瑞士給世人的印象總是與富裕、財富相連結,上班族的平均薪資也較高,但生活並不安逸。
靠薪水過日子的中產階級,跟跨國企業的高薪經理人一樣,需面對國際競爭、被數字追著跑,過得戰戰兢兢。也需時時提醒自己,要比別人好一點、快一點,被淘汰的才不會是自己。
雖然在封閉的內陸,瑞士人是很有比較意識的。
只是,身處在美麗的自然環境中,有些暫時忘記壓力的餘裕。
不管是誰,都很容易愛上蘇黎世秋天的生活。
瑞士非常堅持保護景觀,不多開發。橫在市區的蘇黎世湖,清澈得看得到湖底石頭的紋路。下了班的年輕人,搭十分鐘電車,就可以到湖邊,跟朋友喝杯啤酒,甚至可以跳進湖裡游泳。
享受生活,連庶民都唾手可得。這不就是令人嚮往的富裕社會嗎?
只是,瑞士的富裕,是需要扛起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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