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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向西走，似乎是企業家、政治領導人和專業的外籍兵團正在行進的旅程。
台灣電子五哥為了爭取訂單，紛紛跟著國際大廠惠普、戴爾的腳步，從沿海拉拔了兩千公里到達重慶、四川成都、河南鄭州，在中西部建立新的生產基地。
過去台商進入中國的路徑，漸漸轉變了，重慶江北、成都雙流、鄭州新鄭、內蒙呼和浩特白塔、新疆烏魯木齊、貴州貴陽等機場，都能遇上台港澳、歐美和中東的商人。
對台灣而言，向西走的除了製造業大廠老闆，還有許多貿易商和創投業者。
不久前，台灣最大的有機食品通路商里仁公司經理韓敬白，從青海省會西寧再往內陸四百公里，進入海拔三千多米的柴達木盆地，尋找有機枸杞。這幾年，他的台胞證已蓋了二十多個入境章，台灣一年需要有機枸杞三十噸、有機紅棗五十噸，但中國沿海潮溼、病蟲害多，內陸高原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與供貨來源。
中國大西部 淘金新藍海
投資者也來到西岸找新的藍海。智融集團下的智基創投總經理陳友忠二○○○年後到中國，前五年他主要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城市找投資案，但近來沿海過度競爭，三年前開始往中西部，今年九月底更將創投投資者大會辦在重慶。「在這以前沒有人會搭三小時的飛機去內陸看項目，」陳友忠說。
企業在此刻重新把雙腳踩在那個他們在歷史課本上熟讀、如今面貌卻改變的內陸中國。
中央政府加碼 配角成前鋒
一九九九年在江澤民時代，中國就開始西部大開發及中部崛起的戰略，想要均衡已發展傾斜的中國。目前中西部已形成的重點發展區域包括西北的「蘭州／西寧／銀川」、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華西的「成都／重慶」、華中的「長沙／株洲／湘潭」、及西南的「南寧／柳州」。
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強力引導，以大西部十二個省區市為例，每十元的支出，有四元來自中央政府的支付轉移支持。
雖然中國過去十年投入可觀的經費，但外國企業西進速度始終緩慢。
根據統計，目前在中國登記的外商公司中，只有六％在大西部有營運，與沿海比較是很小的比例。
很多台商與外商舉棋不定，究竟這個違背市場邏輯、距離沿海遙遠，轉機待機費時、環境系統未跟上的內陸，究竟要不要去？
這觀望卻無法改變中國對中西部玩真的的決心。
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貧富持續加大、環境更加脆弱。
改革開放三十年，但區域發展更加不平衡；六成的貧困人口、三分之二的貧困縣在西部；而八成水土流失面積與新增荒漠都在西部。
二、過度依賴出口帶動經濟成長。
金融危機後突顯中國經濟成長動力的單一。太過仰賴外銷，必須以內需平衡外銷力道減弱的趨勢。
三、雙轉移過緩。
產業轉移加勞動力轉移，已成沿海政府迫切題目，因環保、低碳的生產、人口與治安等問題全面告急，必須更快產業梯度移轉內陸。
四、領土與戰略安全受威脅。
中國陸地邊境線的八五％在西部，少數民族七五％分布在西部。○九年新疆暴動與近期南海主權的爭議更讓中國考慮它中長期的國家版圖與安全戰略。未來中國會向兩條路加大投資：歐亞陸橋向西發展，以及貴州、雲南向東南亞鞏固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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