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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英美出版了許多以「交談」（conversation）及「說服」（persuasion）為題的著作。這些學術書籍的出版，主要是在緬懷十八世紀英國啟蒙時代的文化與政治氣象，那是個公眾人物努力塑造自己，在行為和語言上追求完善，用相互說服來創造進步與團結的時代。
十八世紀歐洲多混亂，只有英國穩定且快速進步，這和英國那張說話的嘴及嘴後面的心有關！
而這類書籍的出現，所反映的當然是英美對美國單邊主義所造成的困境之反省。自從蘇聯瓦解後，美國獨大，它對外對內都自以為是，當心變了，它講話即相當傲慢，行為則窮兵黷武，對自己內部的問題也疏於改善。
美國沉痾深重，而去十八世紀找「交談」及「說服」這種文化及政治解藥，看起來只有點遙遠，但未嘗沒有相當的道理。因十九世紀是大英帝國黃金時代，大英帝國則無疑的脫胎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及工業革命。而「交談」及「說服」這兩項文化及行為要素，則和啟蒙運動密切相關。它是透過「談話」來打磨人的品質，使公眾人物有責任心，說話有格調能說理，並以此做為「公共理性」的基礎，然後始有可對話、能容忍、足以理性討論及相互「說服」的合理政治。
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及政治家休姆（David Hume，一七一一～一七七六）就說過，我們有一個「可交談的世界（conversable world），美德會在交談中顯露」，「良好的交談，可以使一個粗魯的社會，變成打磨過的社會」。
良好的交談太重要了，交談要口耳並用，只有自己說而不聽別人的，或只會搶別人的話題，而自己的話題被別人換走就氣怒攻心，這都不是「交談」，因為它缺少了平等與容忍，良好的交談也不能抬槓、說謊，或東拉西扯，因為它很容易被揭而自陷孤立，不再受人支持。
良好的交談必須誠實，必須有就事論事的切事邏輯，這乃是說服別人的基礎，交談的文化興起後，交談的場所如咖啡廳俱樂部等即會興起，今天我們所謂的「巴黎左岸」咖啡廳文化，更早可能是倫敦咖啡廳，一七○七年倫敦一地就有兩千家，它是市民階級討論政治及名人開講的地方。交談文化在這種地方發揚光大。
當代德國思想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就指出過，十八世紀英國的咖啡廳乃是「公共空間」的重要地點，成熟的「公共理性」就這樣被打磨完成。
當今的世界，充斥著各種強辭奪理的講話模式，有的人在語言遊戲中扣人帽子閃避問題，有人說著語言的高明騙術，當心沒有被打磨過，說話的嘴就成了惡劣政治的推手兼幫兇。英美學者企圖找回十八世紀的「交談」及「說服」那個傳統，對台灣而言，不也一樣有啟發嗎？文明要靠打磨過的心與嘴來推動，台灣就是少了這種打磨的功夫！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