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二十五歲的都市小孩高郁文來說,那是一趟最漫長的旅程。
過程活像勒卡雷間諜小說的翻版。她和其他三個東吳大學學弟妹先從台灣搭飛機到峇里島,和幾個素昧平生的韓國人、日本人會合後,轉搭印尼國內線班機飛到帝汶島。等待到午夜,再登上一輛其爛無比的小巴士,顛簸十幾個小時來到邊境。
行人情緒緊繃,慌張走進軍人荷槍實彈站哨的東帝汶境內。接著,又跳上另一輛破舊貨車,往未知的前方搖晃而去。
終點不在首都帝力。他們暫時棲身搭建在海邊的茅草屋,沒水沒電沒廁所,接受和平團德國講師行前受訓一星期,分組後,大家各背著一袋米、幾箱泡麵,改乘一艘更破爛的大船,晃蕩十幾個小時上岸;再扛起登山背包,爬十幾個小時「像魔戒那樣難走的山路」,最終才到達她被分發做和平教育的村莊。
四年多前,東帝汶脫離印尼統治,成為世界第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獨立後的東帝汶,貧困落後,流血暴動不斷。那時,對在電視台擔任剪輯國際新聞工作的高郁文來說,東帝汶只不過是天邊一則遙遠的新聞畫面。
深入戰亂前線
去年夏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高郁文透過母校東吳大學的人權學程,和韓國非政府組織「前線」(The Frontiers)搭上線,發現它的東帝汶和平營已經經營多年,卻一直沒有台灣人參與。四個「不怕死的」年輕人,決定自掏腰包,倒貼三萬多元加入「前線」的暑期和平營隊,心慌慌地前往這個不知道在地球何方的國度,成為第一批去東帝汶當和平志工的台灣人。
從小生長在小康之家,高郁文事後回想起來,這一個月驚險刺激、意外不斷的旅程,實在是辛苦多過浪漫。「一輩子都不會想到會走到這樣的地方,只有博物館才看得到,」事隔半年,提到這段往事,高郁文仍然掩不住笑意,一直想著有天還要回去。
皮膚白皙、身材微胖,大學念國際關係的高郁文並不否認,到國外當志工的原始動機,是為了培養自己的國際觀。東帝汶並不是她第一個海外志工經驗,兩年多前,大學剛畢業的她,就自動請纓到印度垂死之家,照顧患病弱勢與重殘兒童,展開她的志工初體驗。像許多在垂死之家工作的志工,沒吃過苦卻眼睜睜目睹一幕幕老病弱死,高郁文痛心哭過,回台後加深要投入第三部門的決心。
到人均所得僅五百美元、暴動頻仍的東帝汶做志工,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在當地,高郁文生平第一次自己挑水、砍柴、生火煮飯,三餐以白飯配泡麵打發,晚上則要點蠟燭和組員討論隔天教材。她除了要用英文教小學生由組織編寫的和平教材外,還要設計活動、遊戲,將和平教育融入其中。她每天記錄小朋友的出缺勤,必要時,還得走幾小時的山路做家庭訪問。
「爬山很累、洗衣服要洗很久、煮頓飯也要兩、三個小時,不管去哪裡都要走很久,覺得自己真是沒用,」喜歡搞笑的高郁文談起自己在東帝汶缺點畢露,又好氣又好笑。儘管是一腔熱血,她也務實地知道,短期志工並不能改變什麼,只能樂觀想望,自己是去撒種子,或許會改變其中一個小朋友,為東帝汶創造幾個和平使者,讓他們知道不必每天都要過得這麼動盪不安。
在戰亂地區陪小朋友和青年閱讀、討論和平學校教材,也觸動了這個七年級生好好反思台灣的現狀。短短一個月,剛回台灣,高郁文覺得一切都不適應。她出國前,趙建銘的台開案鬧得沸沸揚揚,回國後,新聞還在吵台開案。「好像全世界都沒發生其他事情,台灣實在太封閉,一切都太多、太過、太複雜了,」高郁文強烈感受到,擁有許多卻仍不知足,是多麼地荒謬。她和同行伙伴不但熱心四處分享在東帝汶的心得,還成立一個部落格推廣東帝汶的和平經驗。也因為她的宣傳,親友開始會注意國際新聞,關心台灣以外的世界。
做志工上了癮,高郁文最近接下一份非營利組織的工作,想拚命存錢,下次去更極端的地方當志工。除了體驗生活,這也是她的理想、責任,「或許可以改變世界一點點,有點肉麻,但這是真的,」在她靦腆的笑容裡,透泛出年輕的自信。 高郁文深入戰地教和平到人均所得僅五百美元、暴動頻仍的東帝汶做志工,高郁文樂觀想望,自己或許會改變其中一個小朋友,為東帝汶創造出和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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