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三通恐懼症」

捆綁著四肢的三通

「說起來，台灣是捆綁著四肢和對岸三通，」鄧岱賢比喻。

三通也不是在馬政府執政七個月內，從零「暴衝」到全面開放。早在九○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就研擬要三通。甚至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三通也是主要的施政方向之一，從七年前的小三通到春節包機，都是在為全面三通鋪路。「沒有民進黨的八年，三通絕對不會那麼快實現，」鄧岱賢說。

幅度、速度不是問題，民眾真正恐懼的，是開放後對自己、對國家，那種無色無味、看不見卻覺得痛的衝擊。

當政府忙著數算三通會帶來多大實質好處的「物理」效應時，忽略了要去關心民眾複雜的「心理」效應。

面對開放，最先出現的感覺通常就是恐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在《世界是平的》裡就生動地形容美國人對全球化的恐懼，父母警告小孩要乖乖念書，「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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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恐懼也許不必要，卻非常真實。

擔任過海基會董事長的洪奇昌透露，民進黨政府曾委託經濟學者做三通影響評估，三通後中國產品進口增加及台商產品回銷，可能衝擊國內產業，導致關廠及失業，最壞的狀況是增加五到八萬人失業。

弔詭的是，拿出民調數據，大多數人都希望三通，也覺得三通可能是好機會，但骨子裡又不太確定這件事真的對自己好。

為什麼民眾怕三通？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剖析，最主要的原因是「時間點不對」。要讓民眾對三通產生信心，一開始就要看到利益，然後再漸進推動其他可能會衝擊到本地利益的舉措，如此才能消弭民眾無謂恐慌。

現實並非如此。三通原本可帶來中國低價產品的消費優勢，被害怕黑心商品抵銷掉了。接著，趕在金融風暴和全球貿易萎縮的高點三通，預期中的觀光客、貨物銷售、就業商機等統統大打折扣。在南部某社服團體擔任總監的蘇先生和地方接觸時，就注意到大家談三通，都是搖頭嘆氣，經濟沒有因此成長，「短期看不出效益，長期更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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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政府打算逐步承認大陸學歷，這碰觸了中高階勞工的敏感神經。「從藍領到白領勞工，能得罪的全都得罪光了，」到高雄教書六年的劉孟奇觀察，開放步調沒有章法，好像只有資本家得利，加深勞工淪為三通受害者的恐慌。
　另一層焦慮是來自三通將加重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即使沒有三通，台灣對中國的出口總額，已高達對外出口總額的三成。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更是對外貿易順差的一．四倍。三通後，兩岸的貿易依存度只會更高。

長期關注三通議題，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理事長劉陽柳憂心，三通恐怕會讓台灣「變懶」，只看中國，不看全世界，競爭力倒退。「我們不能光想喝人家（中國）的牛奶，自己卻不養牛，」坐在基隆鬧區的辦公室裡泡茶，從事報關行生意三十幾年，劉陽柳現在特別矛盾。三通對他的生意是利多，可是他卻更害怕，三通對台灣是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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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失業、懼依賴之外，還有一種「怕」，是懷疑馬政府會為了三通而退讓主權，這可能也是《天下》民調支持台獨比例上升的背後因素。

做了十幾年公務員，在高雄上班的蔡先生實在無法想像，陳雲林和貓熊來台，國旗竟然都要撤下來。他義憤填膺地說，為了三通，犧牲國旗，「錢還沒賺到，國格先失去」，這種主權退讓的交流，是「自殺式三通」。

台灣需要新的四角平衡

除了收割三通成果，政府應該更專注發展一套三通時代的論述與策略，卸下民眾的恐懼感。

劉孟奇建議，台灣現在需要新的四角平衡｜國家競爭力、全球化能力、勞工照顧以及三通｜政府施政兼顧四角平衡發展，不能只有三通這一角獨大。

馬政府也應當體認，三通不只是財政部會的事，教育部、勞委會等部會也要有三通時代的戰略思維。面對三通後的兩岸競爭，台灣需要什麼人才、教育方向要怎麼調整、如何提升勞工能力，讓台灣人才更國際化、更有競爭力，「不要因為三通，讓民眾有被兩岸經貿整合出局的恐懼，」鄧岱賢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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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學院策略管理大師波特對美國政府的建言值得參考。

波特分析，面臨世紀金融風暴，恰好反映美國在徹底開放的全球化時代，犯了策略錯誤，把自己拉進「焦慮的年代」。經貿開放後，大量底層勞工失業，對開放充滿恐懼，抗拒全球化的力道更強。

「問題不在於其他國家威脅美國，而在於美國缺少一貫策略處理自身挑戰。」波特指出，美國政府不但要重提新的國家競爭優勢策略，更要快速改善公立教育體系，讓人才可以在全球競爭。

韓國也曾有三通情結

韓國也曾出現類似台灣民眾的三通情結。

十六年前，韓國全面開放與中國貿易，雙邊貿易高速成長，激增三十二倍。中國不但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也是最大貿易順差國。韓國民意從不掩飾，他們對開放太快會被中國吃掉深懷恐懼。為此，韓國政府刻意調整產業體質，加強國際化人才教育，更佈局全球，開拓東歐、東南亞、中南美和印度市場，逐漸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依賴中國程度不亞於韓國的台灣，做了什麼事情提高全球競爭力？與其說台灣民眾恐懼三通，不如說是恐懼一個沒有準備、沒有策略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