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新規則 — 台灣不能迴避的六大挑戰

　兩千年一月一日，在大家以近乎儀式膜拜的心情中來臨。
　就像是新年要許下新希望，公元兩千年，對台灣最大的意義就是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會員國，重返國際社會。經過八年的努力，政府帶著旺盛的企圖心、義無反顧地帶著台灣往前走。「政府要加入的意志很強烈，」中鋼董事長王鍾渝深刻感受。
　整個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將近一半來自出口。外貿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金融風暴和九二一地震以後，強勁成長的出口訂單，穩住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經濟奇蹟和外貿切割不斷，就像台灣小島無法切斷和國際的連結。但是台灣真的準備好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嗎？是幸也是不幸，台灣將以優等生的身分（已開發國家）進入WTO，如同經濟部長王志剛形容：「被分到好班，別人對我們的要求當然高一點。」
　但是在世紀末前夕，全球最重要的貿易談判破裂，透露出的訊息是：遊戲規則在變。歐美主要國家幾乎無法主導遊戲規則，因為舞台上新的主角要出頭，而且，新議題不再聚光於經濟發展或是進一步自由化。
　目前入會程序掌握在台灣手上的已經全數完成（見兩岸關係表一，四七頁），入會只是早晚的問題。但是，近關情怯，台灣要面對的是，全球遊戲規則改變中的六大挑戰。

挑戰一：全球化的反省

　亞洲發生金融風暴，揭示資本全球化的最大失敗。西雅圖沒有開幕式、也沒有閉幕式的WTO部長會議，是反全球化勢力的第二次控訴。
　一九九○年代，美國大力推動全球資本主義，藉著私人資本的自由流動，讓跨國公司和投資人將技術和資金引進貧窮的開發中國家，創造出龐大的中產消費市場，讓全球共享繁榮。
　但是一九九七年開發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卻讓全球資本主義的光環大為失色。已開發國家和國際組織束手無策，更刺激新保守主義興起。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薩克思（Jeffery Sachs）指出，「共享繁榮」只是美國為了收編開發中和前共產國家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所編織的「經濟成長美夢」。
　同樣不滿的情緒，讓去年底的西雅圖部長會議談判破裂。地主國美國，選在以進出口為經濟命脈的西雅圖開啟「千禧年回合談判」。美國再一次希望主導遊戲規則，但是國際力量日漸強大的歐洲聯盟，和美國利益並不一致，加上開發中國家的力量抬頭。最後擺不平各方人馬，白茜芙必須宣布世紀末的失敗。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不同的場合演說不斷重申：「全球化不是一個趨勢，是事實。」
　的確，資訊科技和通訊技術一日千里，讓有形的距離變成零障礙。全球化的目的，不知不覺變成追求效率的極大化。於是一雙球鞋、一件牛仔褲、一部手提電腦，都是匯集了世界各地最便宜的原料、最有效率的代工和最有創意的設計。
　沒有效率的只有淘汰。
　沒有感情，只有效率的「取代」，讓許多人丟了飯碗，反全球化的聲浪，因此愈來愈大。
　台灣呢？「內爆型的金融風暴」讓四成的中部上市公司，變成地雷股，追根究柢，也是因為在全球化的趨勢，中部勞工被大陸或東南亞更便宜的人力「取代」，造成產業空洞化，所種下的因素。昔日中部的主力產業，如紡織、製鞋、成衣、洋傘和機械，都是台灣產業外移的先鋒族群。但是，舊的產業被取代，新的商機卻沒有進來，只剩軀殼的中部產業結構，轉向炒地皮、股票，種下惡因。

挑戰二：區域結盟新力量

　在WTO的談判桌上，一百三十五個會員國一人一票，美國的投票權和任何一個非洲小國力量相當。這也是台灣一直嚮往的：在國際上，和世界各國平起平坐。
　但現實是，WTO傳統是由四強：美、歐聯、加、日主導。在西雅圖的部長會議上，卻有微妙的化學變化。
　歐洲聯盟是區域統合最成功的例子，擁有十五張票，但只有一個聲音的歐洲聯盟，力量正在上升中。這次開會期間，美國《紐約時報》形容，美國和歐聯在WTO的角色，如同歌劇中的男女高音。傳統四強的僵局已被打破。於是，日本在這次的談判當中，緊緊靠著歐洲聯盟。
　而加拿大則和澳、紐等十五國，自組凱恩斯（Cairns）集團，在農業議題上和美國結盟，對抗歐聯、日本。
　中國大陸更以開發中國家的代言人自稱，企圖牽制西方國家的力量。
　國際間的合縱連橫都是為了自身最大的利益。但是可以觀察到的現實是：個別國家的聲音太單薄。
　台灣未來在國際上應該站哪一邊，才能讓台灣的利益極大化？
　亞太經合會議（APEC）台灣企業代表義美集團、大安銀行副董事長高志尚觀察，「台灣在國際的立場就是沒有立場。正面來看就是有彈性，大家同意，我們就同意；大家反對，我們也反對。」
　澳洲前國防部長辛克列爾（Sinclair）倒是提出比較實際的建議：「目前的區域組織當中，台灣要好好利用ＡＰＥＣ的機會。在國際立場上，台灣則和美國的利益一致。」
　未來兩岸同時加入WTO，在同文同種的情感上，是否有可能和中國大陸站在同一立場發言？王志剛的回答是：「只要雙方都有善意，在對等的立場，什麼都有可能。」

挑戰三：台灣的國際責任

　未來台灣將是以已開發國家的身分成為WTO一員。目前WTO一百三十五個會員國當中，屬於已開發國家的「富人俱樂部」，不到五分之一。
　在這一個世紀，「富人俱樂部」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成功的象徵，反而代表了許多的責任和義務。
　雖然，西雅圖的談判破裂，沒有任何議題達成共識。但是對於縮小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卻是西方國家的共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國際貿易理論四十年的巴瓜地（Jagdish Bhagwati）教授，形容國際間談這個議題，是「dejavou」（似曾相識，一談再談）。但至少，在上個世紀結束前，歐洲聯盟和日本已經結束紙上行動的階段，拿出具體行動。
　歐聯和日本在西雅圖部長會議進行的第二天就宣布，已經決定要對「低度開發國家」全面撤除進口障礙：免關稅、零配額，同時還將協助低度開發國家提升技術。
　美國和加拿大，則因為還不能說服國內的利益團體，只能在「精神」上表示全力支持。
　西方國家紛紛表態，未來台灣也必須面對同樣的國際義務。經濟部駐蘇黎士台北貿易辦事處主任林聖忠分析，低度開發國家國民生產毛額只佔全球不到○．五％，對這些國家全面開放市場後，台灣產業受到的衝擊十分微小。
　但是，台灣一向採用的經貿外交政策，卻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目前台灣的邦交國當中，許多都是低度開發國家。未來若是台灣必須順應國際趨勢，對全部的低度開發國家，沒有歧視的開放市場，那麼，對我們的邦交國的特殊優惠就不存在。經濟部次長林義夫透漏口風，未來可能會考慮和邦交國進一步形成「自由貿易區」，彌補邦交國面對全面開放而損失的獨家利益。
　除了國家利益的考量，我們或許也應該思考盡國際責任的真意。中鋼董事長王鍾渝提醒：「不要忘記台灣也曾經貧窮，也是苦過來的，不要以島國的心態經營，要去幫助別人。」

挑戰四：勞工高標準的壓力

　去年十一月底，美國和中國大陸達成加入WTO協議，引起全球的歡迎和注目，唯獨美國的勞工強烈反彈，認為這項協議將犧牲工人的利益。
　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薩克思曾做過研究，結果發現，先進國家自開發中國家進口商品，將使先進國家的低技術工人工作機會減少。台灣相對於東南亞國家是先進國家，目前和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量佔總貿易量的一半。也就是說，台灣的低技術勞工，也面臨就業機會減少的危機。
　另外，在出口方面，台灣人力密集的出口產業快速被大陸取代。從事人力密集產業的勞工，也面對嚴重的轉型問題。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指出，近十年，台灣在美國、日本和歐聯三大市場，多半被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取代。
　先進國家的低技術工人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普遍面對失業問題，因此在去年西雅圖的部長會議會場外舉行抗議，要求把核心勞工標準納入新回合的議題談判。在群眾強大壓力下，美國也在這次的談判當中強力主導，以使未來不符合國際勞工標準規範的產品，將無法進口到美國。
　這項提議引起開發中國家強烈的反彈，因為開發中國家唯一的優勢就是便宜的勞力和長工時。中國大陸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更在部長的演說中提出反對。
　雖然，目前國際勞工標準並沒有共識，將列入新回合談判，但是台灣入會是以「高標準」─已開發國家的資格，未來出口產品也將以較高的標準被檢驗。
　波音公司、四季飯店的公關公司，岩石公關總經理赫夫（John Hough）建議，台灣的產品未來要進入美國市場，必須更重視勞工和環保標準的問題。「譬如，耐吉和GAP（美國知名休閒服品牌），前一陣子就因為在東南亞有雇用童工的傳言，引起美國消費者抵制，」赫夫提醒台灣廠商。

挑戰五：超國家的興起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一九九四年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就提到，最近幾十年，每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不能靠單一國家或聯合許多國家的政府就可以解決，必須靠超越國家的機構才行。而這些機構都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
　杜拉克成書之際，世界貿易組織還未誕生，世貿組織的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在一九九五年功成身退。而世貿組織是目前世界最有權力的國際組織，也是目前國際組織當中，唯一有約束性和懲罰權限的。
　但是超國家組織興起，分走個別國家的主權，漸漸引起人民的反感。超國家組織的權限和國家主權衝突時，更容易引起爭端。
　美國的海龜抗議團體，就是針對WTO干涉美國環保標準而來。上百位扮成海龜的示威者抗議，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干預了美國的環保政策。不久前，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泰國，一狀告到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抗議，表示美國禁止他們的蝦進口。而美國禁止的理由，是因為這些國家捕蝦的方式，危害海龜生存，不符合美國的環保標準。
　後來世界貿易組織判決，美國的禁令，不符WTO自由貿易的精神，此舉不但引起美國的環保人士反彈，更讓人疑慮WTO的權利是否過於膨脹，WTO的決策過程是否民主？
　歐洲聯盟貿易代表拉密（Pascal Lamy），在西雅圖部長會議中，首次提出是否應成立WTO議會，監督WTO的執行機制，這雖然是歐洲聯盟統合的經驗談，但是也有人害怕，超國家組織的功能是否會愈來愈健全？
　首次重返國際的台灣，也將要學著如何和超國家組織分享權力。

挑戰六：尊重人民的力量

　原本可能只是一場被一般人視為嚴肅無聊的國際會議，卻因為抗議、宵禁、催淚瓦斯，登上世界媒體的頭條新聞。或許許多人對WTO的認識是從這裡開始。
　沒錯，在新進工業國家如美國，失去工作的人可以投票表達自己的憤怒。同時，他們也能夠示威、暴動。
　《新國富論》的作者藍德思（David S. Landes），在書中指出：設置進口障礙並不能夠提升生產力，也無法提高國內生活水準。自由化，讓已經失去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失去工作機會，但是將因其他部門創造工作機會獲得彌補。這些主張充滿智慧，但是無法安慰真正失去工作、必須另覓成就，和薪資原本就比較低的工人心靈。
　這一次西雅圖會議的失敗，被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視為勝利。
　西雅圖談判破裂，當然有內、外許多複雜的因素。但是場外上萬不同的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的確讓歷史記下一筆。在場內，非政府組織一樣的活躍，不管是綠色和平組織、人民權利觀察團體、環保團體都派有新聞聯絡人，只要任何時刻，哪一國部長發表相關的談話，立刻就整理出來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回應及看法，在新聞中心散發。十二月四日談判破裂當晚，路透社、美聯社的記者還在現場問問題，非政府組織宣布「勝利」的新聞稿已經出爐。
　會議期間，抗議的年輕人被強大軍警力封鎖在西雅圖會議中心之外，但是卻在場外以特有美國流行音樂的饒舌歌不斷喊著，「嘿嘿！呵呵！WTO必須滾蛋！」
　來自人民的力量，對政策形成巨大的影響力，讓西雅圖會議變成沒有開幕式、也沒有閉幕式的一次會議。
　當台灣往WTO一步一步前進時，未來遇到的阻力也會包括來自民眾的力量。可能是勞工團體、環保團體、農民、也可能是關於統獨之爭，只有透明的政策是敉平民怨的最好處方。
　立法委員蘇煥智，去年底全程參與WTO西雅圖部長會議，他在會後表達了他的震驚：「國際上談的，和台灣關心的是截然不同的事。」
上個世紀，冷戰結束以後，全球的戰場已經轉移到經貿，「以前CIA是為了對付KGB，現在都開始抓商業間諜，」國貿局長陳瑞隆刻意突顯貿易的重要性。
　既然貿易是未來的戰場，也是台灣的專長，要重返經貿的聯合國，台灣必須面對這六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