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敲開WTO的大門！

七、八月，經濟部國貿局局長陳瑞隆有將近一半的時間在國外。與WTO有關的談判、會議不斷進行，他的足跡踏遍瑞士、美國，也帶回台灣與WTO愈走愈近的消息。
　加入WTO已經從遠景變成近景。
　先是七月底，台灣與歐聯完成雙邊諮商，台灣與二十六個會員進行的兩百多場雙邊談判，終於畫下句點。
　八月初，歷時四年、十七次的中美雙邊談判，也終於簽下正式的雙邊協議（在二月份已先完成談判）。
　從公元一九八八年，台灣決定加入WTO（當時還是GATT）到現在，「算是走完最煩雜的一段路，」國貿局第三組副組長徐純芳說。
　十年來，經歷四任經濟部長、五任國貿局長，加入WTO也從「一人作業」變成「全民運動」。剛開始，由於事關機密，加入WTO的有關業務只有徐純芳一個人負責，公文讓當時的科長魏可銘簽了，就直接送局長。

不一樣的公務員

　但是現在，除了國貿局早就成立專科處理，相關的業務還涉及十七個中央部會、三十五個單位。「你可以說一個看起來不相干的部會，我來跟你解釋它跟WTO有什麼關係，」經建會副主委薛琦說。
　推動台灣加入WTO的主力是國貿局。國貿局長常在談判會議中擔任主談人，第三組第一科的十來個成員，也依跟WTO有關的議題分工，處理種種準備、協調與聯繫的工作。「我們把加入WTO的工作，當成自己的小孩，看著它成長，」接觸這項業務十年的國貿局主任祕書魏可銘形容。
　國貿局第三組第一科幾乎是各種談判議題的先探隊。例如，當有關藥品的議題要談判時，國貿局第三組第一科就要在短短幾天內，了解許多問題，像是國內藥品的產業結構，如何審核新藥上市？其他國家怎樣審核？國際間有哪些跟藥品有關的公約？然後，再寫成一千字左右的報告，讓長官了解。「這樣長官去跟各機關開會，才不會講出外行話，」國貿局第三組第一科科長陳正祺說。
　於是，這群人在國貿局內形成一般政府機構少見的景象。為了透徹了解各個問題，這群人時常在辦公室就近集會，聚在一起討論「這有沒有違反最惠國待遇？」「這算不算補貼？」看著他們滿口英文、引經據典，一名媒體記者說：「下屬這樣對長官滔滔不絕，從沒在別的公家機關看過。」

上有壓力，下有抗力

　加入WTO牽涉的單位眾多，溝通、整合過程的繁瑣可想而知。只是三級單位的國貿局在向外要資料時，總是有人抱怨，也有人批評，為什麼要那麼快國際化、自由化。目前也兼代第三組組長的魏可銘就用「上有壓力、中有阻力、下有抗力」形容國貿局的處境。
　為了統整包括農委會、財政部等相關單位，跨部會的專案工作小組應運而生。剛開始時，國內對WTO都不太了解，當時擔任小組召集人的經濟部次長王建e因而要求，各單位研究加入WTO對台灣的影響，到小組中報告，以解決因不熟悉而無從討論的窘境。
　十年下來，這樣跨部門、甚至邀請產業界參加的協調會議超過一百次，常常一場就有四、五十個人參加，歷時動輒三、四個小時。曾任國貿局長、經濟部次長的陸委會副主委許柯生記得，每次開會前都要先提醒：「各單位要跳出自己的圈圈看問題。」
　與國內協調同時進行的，是同樣繁瑣的對外申請、談判。
　光是第一役——提交「貿易體制備忘錄」，就工程浩大。徐純芳回憶，在一九八九年前後，為了寫出一份合乎國際標準的貿易體制備忘錄，讓各會員了解台灣有關貿易的規範，國貿局連著好幾個星期天找學者、專家和相關單位，在七樓的會議室「野餐」，討論GATT提出的四百多個問題。之後，又在瑞士請熟悉國際事務的專家協助修改，連夜趕稿，連現在國貿局長陳瑞隆的太太也幫忙打字。「加入WTO遠比想像的難，」徐純芳記憶猶新。
　之後，就是一連串的談判。

談判、談判、再談判

　主談超過一百次的經濟部次長林義夫說，對外談判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滿足不同國家的要求。根據WTO的規定，對任何一國的市場開放條件，都適用於全部會員，但是享有既得利益的國家，卻常常不肯放棄既有的優惠待遇。「我們就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林義夫說。
　牛肉問題就是一例。台灣原本對美國牛肉有較優惠的關稅，在談判中，紐西蘭、澳洲希望取得同樣的待遇，美國卻不同意。後來，加拿大和阿根廷也加入這場角力。光是牛肉進口，就談了十幾次才解決，這還不包括這五個國家間為此另外舉行的談判。
　負責農業主談的省政府農林廳廳長陳武雄，就曾在日內瓦談判期間寫著：「……減或不減，讓或不讓。不曾被戰火蹂躪的淨土，早已被唇槍舌劍的唾液，淹沒。」
　談判桌上唇槍舌劍，談判桌下，也有多方角力較勁。陳武雄說，談判前和各場會議中場休息時，都要跟對手國代表打探對方在乎的重點。許柯生甚至連在APEC會議的空檔，也跟外國代表團交換與WTO談判有關的意見。
　「每次談判前，都有許多事前部署，」身兼駐蘇黎士台北貿易辦事處與日內瓦分處主任的林聖忠，在日內瓦就幾乎天天都和各國代表開會、碰面，蒐集各種資料、了解各國代表團的習性。

別為談判抓狂

　國內媒體常在事前披露談判的底線，也讓這些前線戰士頭痛不已。行政院第五組組長何美玥在負責主談工業時就發現，對手國會在談判前先讀台灣的報紙，了解我們的策略、底線。許柯生甚至曾被對手「糾正」：「你講的底線不對，我在報上看過了。」
　「這是台灣的談判人員比其他國家要額外承受的壓力，」許柯生感嘆。
　此外，談判人員還常有「談不下去」的情緒壓力。當我們提出的底線不符合對方預期時，對方有時會嚴詞表示失望，也曾經掉頭就走。
　林義夫說，我們知道入會要買門票，但有時卻覺得門票已經付夠了，對方還不滿足。
　負責服務業主談的薛琦也說，遇到對方很不講理時，有時都想不談算了，但對方會說，是你要入會、是你要談的。
　因此，許多談判人員都尋求紓解壓力的管道。例如，陳武雄常在日內瓦的湖邊散步，偶爾也寫寫有調侃意味的詩自娛。天天位在日內瓦壓力輻輳點的林聖忠，還收到同事從台北寄去的書《別為小事抓狂》，學習放下煩惱。「事前準備周詳，事後轉換心情，」是林聖忠常要面對的調適方法。
　除了調適心理壓力，這些談判人員還要在「空中」迅速調整生理時鐘。
　出國談判、拜會時，通常行程很緊湊。許柯生就曾在八天內繞地球一圈，從台北飛到華府、再飛日內瓦、回台北，其中有四天都在飛機上。
　何美玥也曾經在十四天內，飛好幾個國家，跟十五國談判，每談完一場，就要邊吃便當，邊準備下一場。有一天，在傍晚和澳、紐分別談完後，趕飛機從瑞士飛到比利時，原本就有心臟病的她嚴重暈機，下飛機時根本無法走路。第二天一早，仍坐鎮主談棘手的汽車配額問題。
　「我們沒有條件談時差，」剛從美國簽完雙邊協議回來的林義夫，神色還有點疲倦。
　國外的談判人員上戰場，國內的後勤支援單位也不得閒。談判場上有任何問題時，相關單位都要隨時找資料、緊急協調、傳真到會場。國貿局第三組第一科科長陳正祺在中美諮商時，常加班到凌晨，有時晚上一、兩點回到家才接過電話，第二天一早八點，又要趕到辦公室繼續接電話、跟別的單位溝通。上下班時間不定，魏可銘就在辦公室櫃子裡放泡麵備用。
　不過，談判人員面臨的最大壓力卻是回國面對產業時。

出國容易回國難

　「我們是出國容易回國難，」陳武雄特別提出。雖然出國前，談判人員會先和產業溝通底線，但是多數業者仍難面對要開放市場的事實。
　其中不乏許多情緒性的反彈。國貿局第三組副組長徐純芳，就曾在下鄉跟農民溝通時面對詰問：「為什麼它要叫GATT？為什麼不叫DDT？都是毒藥嘛！」
　一名觀察者指出，談判的結果無法盡如人意，跟「拖」有關。他指出，我們的文化總是要苦幹實幹給國人看，所以主管機關常講要「再去磨一磨」，好像一個談判總要談幾百回合，大家才能體諒。但事實卻是拖得愈久，對方愈了解你，他的產業壓力也愈大，會要得更多。「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主管敢擔當速戰速決，然後回來被罵，」這名觀察者說。
　薛琦也有相同的無奈。「談判不成功，大家就說官員無能；可是一旦談成（常常是在談判中退讓），官員又要被罵喪權辱國，」薛琦期待大眾能用「分權興國」的角度看經濟談判，因為當我們開放市場時，也同時取得對方的市場，是一種彼此分享經濟主權的過程。
　也有不少媒體批評，台灣的談判人員素質有待改進。
　不過，參與加入WTO工作的政大國貿系教授蔡英文認為，台灣的談判人員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從幼稚園到博士班

　蔡英文記得，第一次參加工作小組會議時，面對各國輪流抨擊，幾乎想找個地洞躲起來。但現在，大家幾乎可以預期對方會問什麼問題，不但時常先出手，有時還令對方無法還手。
　訓練和經驗，是這些談判人員進步的不二法門。從一九九○年起，國貿局就請許多國外的專家到國內替相關人員上課，其中不乏GATT的退休官員和政策顧問。各單位也都開設談判課程，增強談判人員的實力。
　經驗的累積，也讓這些談判人員懂得運用技巧，給對手國壓力。例如在小汽車談判時，就先跟爭議較小的馬來西亞達成協議，讓馬來西亞可以先進口一千輛小汽車，吸引韓國「上鉤」。雙邊談判時，也先跟美國達成協議，觀望不前的瑞士於是馬上跟進。
　「以前許柯生對美國人說，我們是來學習的幼稚園生，要體諒我們，」蔡英文轉述，「但是現在美方說我們不用那麼謙卑，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幼稚園生，而是去讀博士班的（bid for Ph.D）。」
　蔡英文進一步分析，談判人員的問題是出在「官僚體系」。美國的談判人員多是直屬白宮的貿易代表（USTR），專事談判貿易；台灣的談判人員卻還要處理許多公文、行政瑣事。
　原來在農委會的陳武雄，四年內參加一百三十幾場談判，一年常有三個月以上不在台灣，卻仍要兼顧農委會的許多業務。何美玥在當工業局副局長時，除了談判，也還要負責繁重的工業區開發、土地、工業污染、工廠等事務。
　許柯生認為，台灣和美國的制度各有優劣。美國的談判人員或許談判技巧較好，台灣的談判人員卻對談判的議題較熟悉、專業。
　談判的不二法門是經驗，所以國貿局實施「車輪戰法」訓練談判人員。國貿局統合各部會，每年派十個人到日內瓦實習一個月，參加所有WTO的會議，熟悉WTO的運作與談判。「在WTO，用的是WTO的英文，你在英國、美國都學不到，只有在WTO才能學會，」蔡英文認為。

最後一段荊棘路

　面對種種質疑、壓力，這群參與加入WTO工作的人希望，儘早看到加入WTO帶來的助益，證明努力沒有白費。
　國貿局的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有九五％的貿易在WTO下進行。加入WTO可以讓台灣享有各國的優惠待遇，避免台灣因為政治問題而受到經濟歧視，失去產品價格上的競爭力。
　許多研究報告也預測，加入WTO對台灣整體經濟利大於弊。中華經濟研究院評估，我國加入WTO後，到二○○二年間，國內生產毛額每年可成長九．八％，出口更將成長超過兩成。「如果入會對台灣不好，為什麼要加入？」長年談判、還當過中廣播音員的許柯生語調仍然揚抑有致。
　在走向WTO的最後一段路，仍免不了遍地荊棘。
　在外，有中共的壓力。中共一直強調要求比台灣先入會。此外，已經完成談判，但尚未簽署雙邊協議的香港，也可能在中共壓力下，以不簽署雙邊協議，限制台灣入會進度。
　對內，需要更多協調。陳正祺說，未來的工作重點是確認許多細節的問題，需要各單位更多溝通、凝聚共識。例如，要確定汽車環保排放標準，就跟工業局、環保署、檢驗單位都有關，還要到處解釋台灣的標準跟國外的異同、如何調整。「遠景看起來平坦的碎石，到近景會變成大石頭，要一個一個去搬，很煩瑣，」陳正祺急切地說。
　顯然，當加入WTO從遠景變成近景，這群為台灣緊敲WTO大門的人，還需要更多鼓勵。


台灣入「關」大事紀

●一九四八年
　加入關貿總協（GATT），成為二十三個原始締約國之一。
●一九五○年五月
　因大陸淪陷，台灣無法履行對GATT義務，因而退出GATT。
●一九六五年
　以觀察員身分列席。
●一九七一年
　退出聯合國，GATT決議撤銷台灣觀察員資格。
●一九八八年五月
　成立「關貿總協專案小組」及「關貿總協策略小組」，研議加入GATT利弊，檢討台灣經貿措施及加入GATT將面臨的問題與處理辦法。
●一九九○年一月
　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名義，向GATT提出加入申請，並提交台灣貿易體制備忘錄。
●一九九一年七月
　美國表明支持台灣加入GATT
●一九九二年七月
　歐市十二國表明支持台灣入關。
●一九九二年九月
GATT成立審查台灣申請加入案的工作小組，台灣即成為觀察員。
●一九九四年
　開始雙邊談判，第一個與台灣談判的會員是美國。
●一九九五年
WTO成立，台灣請WTO祕書處將台灣原GATT入會申請案轉換為WTO入會申請案。
●一九九六年
結束與墨西哥的雙邊諮商，完成第一個雙邊談判。
●一九九八年七月
　與歐聯正式達成協議，並完成所有與二十六個會員間的雙邊諮商會議。
●一九九八年八月
　與美國簽署雙邊協議。
●未來
　與香港、加拿大、歐聯簽署雙邊協議。
　結束多邊談判。
WTO工作小組審查台灣入會議定書。
　接受台灣入會議定書並存放於WTO祕書處，三十天後，入會議定書即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