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目前台灣有一些現象,在國際關係方面,「新三不」引起許多焦慮;亞洲金融風暴所引起的經濟蕭條,以及台灣價值的變動,讓很多人覺得不安。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出什麼辦法,讓台灣突破困境往前走?
許倬雲:首先來看台灣應優先面對的問題。就經濟層面來看,過去幾十年來,一個工業快到巔峰的時候,就會有第二個工業準備起來。為了要提振資訊工業,我們成立資策會,來替代已經到了高峰的紡織業。現在,我卻沒有看到下一波的工業,至少,另一個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的工業,好像沒有起來。經濟方面如何提升,準備下一個階段的高峰,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整合民間力量
其次,就政治社會層面來看,我們很多事都仰賴政府,但是,近年來很多亂源也都來自政府。我們應該把民間的力量整合起來,讓民間力量在平常就發揮功能,而不只是在選舉期間而已。
再從社會風氣、文化層面來看,我在美國看到很多台灣留學生,以及台灣的年輕人,發覺一代比一代鬆懈,一代比一代浮躁、不沈著。
在美國,大陸來的留學生在實驗室從早上七點工作到凌晨兩點,我們的同學在五點就下班。我們的同學如何和別人競爭?
這反映出台灣的工作情緒,大家喜歡勁歌熱舞,不喜歡勤勞工作。誰不喜歡快樂?但今天的快樂,是建築在上一代的辛苦上,我們是不是還有下一代可以繼續用下去?
康寧祥:我認為台灣最優先面對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是治安惡化的問題。殺人、搶劫、強盜、擄人勒索、撕票案,幾乎天天發生。有一些統計資料可以參考:重大暴力犯罪案件,在民國八十三年有六千五百件左右;到了八十五年,有一萬四千九百件,增加率達一三○%。非法槍枝與彈藥,八十五年查獲三千五百支槍枝,五萬一千發彈藥。至於未查獲的槍枝,前法務部長廖正豪說,有三到四萬枝槍,可以裝備三個師。
這些重大犯罪腐蝕了過去這幾年的經濟繁榮和安定富裕的生活。這個隱憂應該要解決。
其次,兩岸關係與國際權力政治的問題上,社會的領導菁英也陷入一個爭辯的現象。
兩岸關係和國際權力政治要放在一起談,簡單說有三種歸類: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維持現狀、台灣和中國分開。這個問題又引起台灣社會的浮躁與不安。
這幾年來,我們一直跟著美國跑。從當初我們跟美國合作,一起圍堵大陸,到被放棄退出聯合國,到中美斷交,一直到現在美國要我們和大陸談判,我們一直處在被動的狀況。
如何因應「新三不政策」?
從這次新三不政策之後,我們的社會領導菁英要想一想,是不是要繼續這樣被動、被告知下去。
我認為,在兩岸關係與國際權力政治中,我們有三個條件可以操之在我,我們開始要自覺地、自發地去凸顯這三個條件。
一、台灣的戰略地位
對日本來講,從北方、南方到中東,這整個海運航線,台灣居於樞紐地位,對日本很重要;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是從陸權國家進入海權國家的踏腳石;對美國來講,太平洋的海權利益能否與中共共享,台灣也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們一定要確保我們的戰略地位,所以國防軍事很重要,要有國防力量來確保。
二、民主力
這幾年,全民定期改選的制度確立,以人民利益為中心、人民有權決定台灣未來的機制成功了。兩千一百萬民眾何去何從?未來如何決定?民意的選擇是兩岸走向的最大依據。
三、經濟力
企業家這幾年的努力,讓經濟很繁榮,人民生活很安定。不但如此,我們還對國際經濟有所貢獻和影響。中華民國的聲音沒有人能輕忽。
這三個,就是我們可以操之在我,發揮自主性的條件。
台灣第三個要面對的問題是,民主政治╱憲政體制╱族群意識的問題、國民黨分出新黨、民進黨分出建國黨,使得憲政議題和政黨鬥爭混在一起,爭端不已。不過這個問題在年底選舉之後,會得到適度的解決。
苗豐強:從長遠發展來看,台灣必須追求一個短期與長期目標的平衡點。
追求短期、長期的平衡點
以一個公司來講,公司要營運賺錢,研究發展很重要。研究發展是長期的,其實很花錢,但非做不可,否則長遠就沒有希望。但是,做得太多,成本太高,公司也沒有辦法生存。必須找出平衡點。
目前台灣的大方向、大目標是什麼?其實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共識。
柯林頓當初會勝選,是因為抓到了經濟這個短期內大家都關心的問題。不過,長遠來看,柯林頓推動的全國資訊基礎建設(NII)也是很好的。在提升美國的國家競爭力方面,NII幫了很大的忙。
所以競爭力而言,短期長期都要兼顧。
現在很多社會上談論的問題,都是因為我們找不出來短期、長期的平衡。
但我並不是那麼悲觀,因為民間其實工具很多。
我現在參加NII小組,擔任民間召集人。這裡面有很多事情可以積極地和政府一起來做,民間可以推動很多事。
在公司內部我常問三個問題:第一,如何在經濟與政治的夾縫中生存;第二,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第三,如何永續成長。
我們現是在第二階段,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台灣已經變成一個資訊製造大國,這個位子是佔定了。我們應該開始來發展國內的應用。
台灣,你到底要什麼?
應用不只是硬體,還要四兩撥千斤,把外國的東西拿進來,也就是利用網際網路。網路上有很多資訊和資料,國外都有現成的。我們要把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加上去之外,也要把別人的東西用進來,不要拚命用自己的。
總而言之,台灣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要什麼?我們是要旅遊大國、經濟大國、軍事大國、農業大國,還是政治大國,到底是什麼?
胡佛:台灣在今日應優先面對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台灣當前的困境是,我們不知道應該優先面對什麼樣的議題。問題就出在這裡,政府這樣,民間也是這樣。還有很多議題,大家不願意講,這些問題糾纏在一起,變成一個結。
這裡面最重要的議題,是「群」的問題。
無論兩岸的關係、族群的意識,都牽涉到「群」的問題。本省人、外省人,各是一個「族群」,這是個麻煩的事情。
許多事務都牽涉到「群」這個問題。像法務部長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外交部長是哪裡人?這都不是按能力專長來看,而是先看你是怎麼樣的「群」,這樣問題就來了。
民主憲政中,「群」(group)和「規格」(grid)皆很重要。這兩樣東西,要放在一起來看。
在討論「規格」時,必須把「群」和「個人」的規範放在一起來觀察。你不能只把「規範」定在個別的民眾有多少自由,可以做什麼,在法律上有什麼樣的權利、義務而已。因為除了「個人」之外,還有一個「群」,你也要把「群」放在裡面一併看。
「施政」是另一個重要的層面。最近台灣政府施政的效能降低。主要的施政沒有風格,亂掉了,行政倫理出了問題。今天講這個,明天講那個,今天說要用這個人,明天又換了另外一個人,大家莫名其妙。
「群」的問題是關鍵
這三個當中,最根本的仍是「群」的問題。不過,台灣目前這三個層面的問題都有,也就是「群」的問題,「規範」的問題,「施政」的問題,都一起來了。
中國人的傳統很重視「群」,「群」是不能打破的,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群」。「群」是要合的。
現在台灣的問題是,有人主張台灣自己要變成一個「群」,不要去合。這個和中國傳統觀念的衝突就滿厲害。中國大陸認為「群」是整個中國的「群」,要離開這個「群」,是非常不應該的。
我們常說統獨的問題太難,所以丟下來不談。這是我們不肯面對問題,但我們還是非面對不可,因為所有政治上的衝突都是從這裡來的。
最近幾年,台灣到底要什麼?
李登輝總統主張的台灣意識,台灣自主,台灣的優先,可稱之為「台灣主義」。
台灣主義,底下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台灣人的尊嚴,再據此發展成台灣生命共同體。但生命共同體是具有排斥性的概念,假如不參加共同體,你可以離開這個島,不必在這裡,而且是不道德的。於是,台灣相對於中國人,問題就出現了。這個問題不化解或無法化解,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主持人:以前,我們想規避統獨問題。這個問題好像無解。這問題如果不先解決,是否就無法做其他的事了?
許倬雲:即使台灣是一個完全和平、統一、獨立的國家,或者即使,台灣是統一的中國裡的一個省,剛才提到的治安問題跟疏離感問題,以及經濟上的遲滯不進問題,都還是不能解決。因為政治問題並不是這幾個問題的癥結。
我倒是對剛才提到的民間的力量,想重新再說一下。這一部份的力量,我們沒有真正的發揮,如何突圍前進,恐怕民間的力量,也要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不是組成新的政黨,也不是再有一個英明的領袖出來說話,也不是靠民粹主義的民主來處理這個問題。
民間,是多重角度、多方面,從各個取捨裡頭,得到一個優先的順序。
勿畫「圍城」以自限
我們陷在族群糾紛裡面,這是一個自己設立的「圍城」裡面的內亂。我們要在世界的戰略裡面,給台灣定一個位子。剛才提到台灣的戰略位置,這是一個地緣政治學的觀念,這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很重要,但是今天因為科技進步,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若從地緣政治來看,假如希求自己做一個衝突的點,我們也會面臨另外一個「圍城」。各種力量壓到這個點上,我們沒有力量抗拒。
如同兩隻大象打架,踩死螞蟻。我們不必要在兩隻大象打架的腳趾頭底下,不要自己叫,「我在這裡,我這個點最重要。」
也就是政治上,要找老百姓需求的東西。而剛剛提到的治安、心裡的焦慮,以及文化上的鬆懈等,這些都是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
就算我們解決政治上的統獨問題,剛剛提到的這些還是一樣不能解決。回到苗先生所說的經營策略,確實是國家發展需要考慮的方向。我們要考慮,在不能樣樣顧全時,不能期待理想國突然來臨。我們可以把一些問題放在一邊,做好可以做到的。
做好可以做到的事之後,有些威信也就確立。當大家沒有治安的困擾,沒有太大焦慮,經濟上相當發展,教育上使我們了解我們的價值在哪裡的時候,族群衝突,就變成庸人自擾的問題。
假如海峽對岸看到一個安定、繁榮的社會,他也不會輕易想要拿我們。
也就因為這緣故,香港彈丸之地,本錢比我們還小,但中共必須要讓他做特區、相當程度獨立。假如香港是亂七八糟的東西,他不會這麼尊敬香港。
過去這半年來,香港除了舞照跳,馬照跑外,大家也是照罵北京,照抗議,六四那天,照遊行。為什麼中國容忍這些?就是不希望香港變成一個亂的中心,希望香港對他有幫助。台灣如果安定繁榮,大陸不敢拿台灣。
因此,穩定內部,比汲汲於處理很難拿到的聯合國席次,或族群分野的排除還要優先。
目前的政府,不能做什麼,反而是民間的人才多得很。我們要找出優先性,讓民間的力量真正團結起來。建立民間社團會議,遇到重大問題提出討論,得出結論,找出哪些是真正老百姓要的。也告訴三黨不過半後癱瘓的立法院,你們最好聽著,這是我們要的東西。這恐怕會是促進民主發展,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我們必須要做。
而民間力量,也可以規劃出台灣將來的經濟發展方向。
以美國匹茲堡為例,早年鋼鐵廠最多的時候,烏煙瘴氣,環境很壞。早晨出去穿的白襯衫,晚上回來就變黑。
但他們不靠政治的力量,不靠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而是地方上的企業領袖與民間人士,共同組織了一個復興促進會,動員民間的力量,兩次推動復興計劃。到今天,不能不承認它是滿不錯的城市。
由此可見,民間力量可以展現在經濟發展上,也可以幫助穩定趨於混亂的局面。台灣不能再動員政治力量了,它只會愈幫愈忙。所謂的政治力量,在我看來,基本上是亂源。
價值觀是衝突點
我們往回看,不如往前看,我們有不同的過去,但有共同的未來,一個必須要生活的未來。怎樣共同建立一個未來,是大家可以一起想的。這不能靠政治結構,要靠民間不斷的討論,不斷交換意見,熔鑄共識。
今天我們質疑的,最根本的就是「什麼叫價值」?台灣解嚴的過程中,有兩種壓力與衝突。一個是所謂西方代表的「現代」,一個是所謂中國「傳統」的父權、權威的傳統。在威權政治解放、鬆綁以後,我們承受了雙重的質疑與反彈,造成今天很大的混亂,價值觀完全崩潰。歐洲、日本、美國、中國的東西都要,卻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假如民間討論的面向,不僅在經濟面、治安面,也包括攸關我們何去何從的道德面、價值面議題,可以呈現更多元的面貌。我不相信將來有一個統一的價值,但是有一個絕對該有的價值,就是容許繼續讓大家討論,不要排斥別人。容忍的價值,是一切價值的根本,也是我們將來民間社會建立過程的必備因素。
主持人:民間的力量可不可以凝聚?如何發揮台灣的優勢?
康寧祥:關於「群」的問題,我們已經建立一個可以解決的機制。因為幾年前,我們定期改選的政治制度已經建立,一個讓人民自己選擇、決定的機制。透過選舉,人民可以決定他們自己的利益,如果一次選舉不能解決,兩次、三次、四次,終究可以解決,不論是國內或國外問題,凡是跟人民利益有關,都可以經由選舉做選擇,並可以開啟族群整合的作用。這個機制已經存在,「群」的問題起碼有解決的希望。
講到如何發揮台灣的優勢,我認為起碼有三點。第一,就是環島海運;目前台灣南北交通運輸,因為土地、環保等問題,非常不順暢,而且成本高,因陸地很小,不要局限在島上的發展,免於為了爭奪資源,陷於政治的鬥爭。既然要發展產業、製造中心,就要像經濟一樣往外走,擴大空間。此外,要發展環島海運,應用海洋資源,有計劃、有目標開創一個有希望和機會的海洋國家。
第二,要繼續維持經濟的實力,除了繼續研究可行的產業策略之外,一方面要確保可提供我們需要的原料和資源供給產地;一方面組合一個可以消納我們生產品的廣大市場。
選擇產業,分散市場
第三,是自主性的經濟策略。這分為兩方面。一是產業項目的選擇,規劃可以保持優勢,有利我們發展的產品。二是分散市場。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好像太過依賴中國大陸,因此會有西進、戒急用忍的爭議。我們的國際貿易策略一定是分散市場,確定自立自主的市場原則。
再來就是精神的努力目標。大家現在都在談,要做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不是大家都坐賓士車,或一年有六百萬觀光客、有龐大的外匯。做為世界公民的條件是什麼?我認為應該有兩個。一個是「要怎樣才能做為世界學習的模範」,我們的民主政治、中小企業經營、農技科學、金融管理、經濟發展,這些經驗和成就,我們雖不是百分之百的滿意,但是別人把我們當做學習的模範。
世界公民的第二個條件,是要寬宏大量。取之於世界要用之於世界,這樣才能讓大家尊敬。
苗豐強:剛才在談應用面,要開始多考慮個人的興趣或個人發展空間的建立。其實長遠來看,我們仔細想一下,不管政治或工商都應該多往生活品質這方面發展。例如拓展台灣海運,不但是經濟的,還有觀光旅遊。要想一些小市民關心的事,比如衣食住行,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進一步滿足精神上的需求,如文藝。
在滿足文藝需求上,科技可以讓又便宜又好的東西發揮功用。比如喜歡集郵的人,可以把郵票放在一張CD上,隨時欣賞。喜歡中國的文化古蹟,可以把古董整理在一張CD上,喜歡旅遊、蝴蝶或動物,都可以這樣做。
總之,可以利用科技,滿足大家實際上的或精神上的需求。長遠來講,一個國家要做到這樣的地步,這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
投入建立共識的成本
以企業經營者的經驗來看,公司裡面要推動一個策略,我會願意先花一段時間建立共識,做為必要的成本。
我發現,要很有效地把一個公司的政策或策略執行下去,必須要經過一個過程,就是要達成共識。所以,我寧願花時間把方向擬定,一個一個澄清,大家真的同意這個方向,後面就變成大家自己會推動。
回過頭來看國家政策的執行,也是如此。應該用公司的SWOT分析,找出國家的優點、缺點、機會與威脅,看大家是不是認同。以台灣來說,大家會同意它的優點是經濟實力,而教育、治安就是弱點。所以針對這些問題,不只要確定,我們還要去想怎樣解決。
胡佛: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完全是看政策間如何互相配合。政治的背後有結構性的問題,結構的後面還有認同的問題,三者是連在一起,交互影響的。我們要成為經濟大國,就要推動結構的改革,在結構的改革上要重視認同,要先解決根本的問題。
剛剛談到「群」的問題,這問題總是要解決,可能時間要久一點,過程中有許多衝突,但要清楚地分析它、評估它,會比較好。
第二方面是結構性的問題。台灣的政治結構就是民主,民主在某一種程度是民粹。民主是用民選的代議制來進行公共政策,來解決不同利益的人在價值分裂當中的衝突。立法院裡談公共政策最好,但是現在都不談,談的都是「群」的問題,都是外交的問題,包括政爭,都是把民主變成工具,用民意的基礎把權搶到手。
在這樣一個民粹主義下,怎樣把民主還原到民主的體制上,是滿重要的。
在積極的方面,民間的力量要發揮出來。這牽涉的問題更大,民間的力量要發揮,必須要有東西讓它去努力,譬如我們的教育、經濟,要有一個方向。民間的力量怎麼去團結,也有結構的問題,也還是要有大的方向。
未來是我們共有的
主持人:請大家最後做些補充和結論。
許倬雲:台灣的未來是我們大家共有的,每個人都有一份權利,對這份關心有一份義務,關心未來要怎麼樣營造,怎麼樣建設,不能把它推給別人,推給政府。
每個人必須在平常作為上、公共討論上,勇敢地說出來,周詳地想過,也容忍別人的想法,然後我們才有一個比較健全的討論,有社會上的論壇。
這個論壇不一定要大家坐在大禮堂開會,這包括在不同的雜誌、報紙上交換意見,也包括超越時空限制,在電子網路的社群裡討論。
我們用不同的交流工具,使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得到一些想法後,用我們的選票迫使公權力替我們謀最大的福利。
我們台灣常覺得自己有傲人的成績,其實台灣人對其他國際地區的發展,了解相當模糊。有時候覺得自己有非常驕傲的成績,其實在國際上一比,我們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我們自己要理解我們真正在哪裡,要了解我們的定位,才知道以後要走什麼路。
康寧祥:我們長期以來依賴政府的心態很重,但這幾年來大家知道政府的效率在減低,也沒那麼大的力量,社會的改造、政治的改革已經不能再完全依賴政府了。這幾年電子產業的發展,對台灣經濟貢獻巨大;這幾年的禁菸運動,成效驚人。這兩樣開創與改革的力量,不是來自民間嗎?
所以從心態上要自覺,我們要自己來,該政府做的由政府做,但社會能做的也有很多。如果有一些問題可以實際解決,就集中力量來解決,不要一直在高層次的問題上爭論不休。
另外,大家要想想怎麼樣讓台灣的人有更開展的生活、更開展的空間,因為台灣太小了,人太多,又那麼聰明、又有錢。生活的空間很重要,往外走一、兩步,空間大了以後,大家就不必擠在那裡,就不會因過度擁擠,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問題。這一點可以當做一種輿論的目標。
苗豐強:政府應該凝聚大的方向,而小市民應該遵守這個大方向。只有大家方向一致,才能做得好。這是我對政府的期望。
對於個人,我覺得不用悲觀,起碼有許多有效的方法可以充實自己。像上網求知識、了解世界大趨勢、了解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發揮自己的專長和智慧。
我認為在目前這麼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中,運用科技來滿足大家實際與精神上的需求,也會走出另一條路。
胡佛:我在參加執政黨第三次修憲小組會議的最後一天曾說,我們要顧大局,因為我感覺當時有很多人不能看大局。務實地來看問題就要先重視大局,然後才能分析、解決問題。今天也還是需要這樣,要從大局來看,這樣才能掌握具體的問題,兩者是不能分開的。
(黃維明、藍麗娟、林麗雪、黃惠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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