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在台北初露

　華燈初上，基隆河畔的大直地區、明水路一帶的社區，燈火輝煌，倒映在河水，水色粼粼。
　夏夜星空下，順著基隆河醉人的水色，從明水路上優雅的社區，向西鳥瞰，到關渡自然公園五十四公頃保護區，再繞回市區東南角信義計劃區副都心，像一道美麗弧線。這條線，囊括了近兩年來，台北市所多出來的一些高品質生活聚落。

醜小鴨努力變天鵝

　尤其基隆河截彎取直的大直一帶，是台北市的新名人巷，住了一批總統府的高官貴人。房子每一單位從兩千萬台幣起價。
　台北變了。就像蕭伯納筆下的倫敦賣花女，想打入上流社會，脫胎換骨為窈窕淑女，台北這個東亞生活費用第二貴（僅次於東京）、基礎建設不足（只有四分之一的市民搭公共運輸，不如華盛頓的四成，和舊金山的七成）的醜小鴨，也努力想躋身國際的上流社會，變成天鵝。
　但台北也正像那一位賣花女，雖然身著華服，但因文化素養差距太大，初次加入上流社會，一開口就暴露了出身。「除了政治風氣比較開放外，台北市是一個還沒有很清楚性格的城市，」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熊秉真認為。
　兩百六十萬人口的台北市，急切地想讓全球知道，它努力奮鬥來的國際級舞台。
　在政治舞台，台北要闖出全球的格局。市長陳水扁自詡「城市外交」，跑遍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多國之餘，五月底台北還舉辦了「世界首都論壇」，找來美國首都華盛頓、外蒙古等五十多國（其中有二十多個首都），鋒芒畢露，引起了中共抗議。
　但是也有人因此認為，台北的國際化只是政治的國際化，開國際會議對市民有什麼好處？生活品質的國際化在哪裡？
　「改善生活品質，要從市民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這和政治講求政策績效的思考，完全不同，」留學德國、專攻社區發展，華梵大學建築系教授曾梓峰指出。
　而且因為缺乏綠地和開放空間，台北市一直不容易營造出宜人舒適的環境。在盛夏攝氏三十五度的驕陽燒烤下，「首都論壇」在市民心目中，還不如腸病毒、股市匯市波動所引起的情緒。
　比起十年前，台北的公園綠地雖然大幅成長四成，但仍遠遜於國際一流都會的水準，根據台北市政府和日本的「東京都市白皮書」統計比較，台北市每人享有四．二平方公尺的綠地，只比人口多五倍的東京略多○．五平方公尺，是巴黎的三分之一，紐約的五分之一，倫敦的七分之一。
　「髒、亂、醜、擠，我們的環境真需要好好美化，」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處長夏正鐘說。

初具國際城市樣貌

　雖然市區不少巷道角落的市容，仍然是台北市環保局長劉世芳所說的「披披掛掛的電線杆、招牌，很不清爽」，但不可否認，台北確實在以國際一流城市為標竿，努力改進。
　國際化，較易凸顯的表現，是在硬體建設。
　市長陳水扁指出，三年後，台北將有亞洲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十萬平方公尺的展覽面積，超過東京、新加坡和香港。
　為了彰顯台灣的資訊產業的特色，台北還要辦「世界資訊博覽會」﹐市長陳水扁更自豪地說，衛生下水道今年要達到四成，一切都以國際為標竿﹐要和全球的領導國家接軌。
　國際化，也表現在休閒方式。
　「台北現在有很多年度節慶、週末藝術市集，點子很新，有點國際城市的架式了！」家住統領商圈，在紐約待了兩年的詹玉如發現，她不再那麼痛苦地比較台北和紐約的差距了。
　國際化，更表現在自動自發的市民社會精神，已初具雛形。
　台北令人目不暇給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活動；而且開始重視不同族群的聲音，通化街慶祝前所未有的客家節，台北市政府成立原住民委員會、反就業歧視委員會，保障女性和原住民的權益，都見努力。
　「市民的活力釋放，台北真的動起來了，」資深律師尤美女觀察。

天之驕子　佔盡資源

　四十年來，台北市一直是台灣的首善之區。由於過去城鄉不平等的發展，使得台北市集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三大中心於一身，「好比美國的紐約、華盛頓和波士頓三個城市加起來那樣的地位，」建築師、文化大學市政系主任陳明竺形容。
　資源豐富，台北因此是天之驕子。不僅預算多，（歲出高達一千六百億台幣，居次位的高雄市和台北縣都各自只有六百餘億）而且擁有不少最有影響力的人口族群：中央行政院直屬三十二個部會局處都在這裡；台灣的一百大富豪，九成以上住在這個盆地；全台灣五十五所大學，這裡就有二十所，佔了近四成；而除了少數地方報紙外，幾乎所有的大眾傳播媒體，也都以台北為總部。
　而台北市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更是台灣的中樞神經。《天下雜誌》一千大製造業、五百大服務業、一百大金融業，將近八成以台北市為企業總部。
　台灣的經濟生產重心幾乎都匯集於台北，造成外縣市首長和人民極端不滿的「污染在當地，繳稅在台北」現象。近年來雖有中油、中華電信外移出到中南部，使台北市短收四十億的營業稅，但是「台北縣人還是覺得淡水河好像美、墨邊境，台北市是美國，台北縣是墨西哥，」台北縣長蘇貞昌面對一水之隔，縣、市這樣懸殊的差距，遺憾之餘，常常對主任祕書林錫耀如此自嘲。
　而由於佔有台灣政經結構的樞紐地位，台北人更是得天獨厚，兩百六十萬的人口中，有八成都是從事服務業。根據經濟部工商普查，一九六九年，台北市有三五％的人口從事製造業，六三％任職於服務業；三十年後，一九九八年，製造業佔二二％，服務業則為七八％。
　根據全球化、後工業時代的大趨勢來看，製造業逐步衰退，知識、服務業必然發達。「台北市展示了以服務業為主體的都市性格，是非常符合全球化的趨勢，」台北市副市長林嘉誠指出。
　但住在台北的人，曾經都對台北愛恨交加。太多人批評：污染嚴重、交通病入膏肓、生活費用昂貴，而且市容醜陋。「外商經理人，都覺得被派來台北是個懲罰，」兩年前，陳水扁誓言改善台北的生活環境，引用外商調查，言猶在耳。
　台北市向全球一流城市看齊，陳水扁跨出的第一大步，是交通的改善。
　兩年前市民大道通車後，加上淡水線捷運、中山高速公路的汐五高架道完工，一舉紓解圓山、三重、北投、內湖地區的交通瓶頸，台北人的塞車夢魘漸遠，從盆地的最東汐止、內湖交界，到最西邊的淡水河畔，不用二十分鐘。「台北變小了，」一頭早白的頭髮，台北市交通局長賀陳旦氣定神閒，語帶幽默。
　「交通好像變好了，我每天開車到桃園上班，少花一刻鐘，內湖多了好幾條連外道路，完全不會塞車，」明f電腦副總經理洪中耀說。
　不只是開車的人，連搭乘公共運輸的人也有同感。棋盤式公車專用道，提高車速，尖峰時段，光南京東路的公車，一小時就可運送一萬人次。
　「全台北市一天一千兩百萬人次的運輸量，公共運輸只佔了不到四分之一，在國際主要城市中是最低的，」台北市交通局長賀陳旦仍不滿意。
　連絡台灣其他二十二縣市的交通幹道——鐵路，也有明顯改善；台北車站更有如脫胎換骨。捷運淡水線和台北車站兩大運輸動脈的月台打通後，台北車站地下街設計有多重出入口，燈火通明，四通八達。夜晚市民匆匆往來時，頗有日本地下鐵車站的味道。
　不只如此，今年底，捷運和台灣鐵路局的車票，將整合為一，一票到底的措施，都使每天二十餘萬的台鐵、捷運乘客，充滿期待。
　旅日作家賴香吟就發現，台北火車站前的風景越來越像東京新宿，台北就連透過交通網經營城郊的手法，也和東京如出一轍。
　當曾經患了「血管阻塞症」的台北市，終於打通交通的血路後，市民對生活品質的期望也跟著上升。

藝文活動便宜又大碗

　生活品質的國際化，是台北努力求升級的下一個目標。
　在資訊世紀全球化的大潮流之下，而且習慣了當台灣的首善之區，台北急切欲和全球三大城市的經貿、資訊的接軌。「如果東京、紐約、倫敦是三大中心，台北就是國際大都會網路中的一個節點，」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指出。
　這個「全球節點」的角色，使台北總是嗅覺敏銳，深怕和國際上的潮流脫節，連休閒娛樂也不例外。例如，台北市的上流社會，極愛跟流行，前一陣子台北政商名流爭相競喝價格高昂的紅酒，就顯出一窩蜂湊熱鬧。
　追求全球化的時髦，更表現在台北不斷增加的文化活動。
　夏夜星空下，舉世聞名的紐約愛樂，在國家音樂廳為日益增多的交響樂迷，譜出樂音繞梁。
　六月，台北市政府才辦完「台北國際藝術節」，年底又有「台北國際電影展」，接著西門町的紅樓戲院要變成「電影博物館」，每天二十萬人口出入台北車站天橋，有「作家身影」、「台灣鐵路故事」、「台灣的原生種植物」等展覽。
　「博物館、美術館，愈多愈好，」陳水扁加重語氣地指出。
　果然藝文活動接連不斷，令人眼花撩亂。但市民和主辦的市府官員的藝術品味，因此增加了嗎？很多人卻認為未必。
　因為沒有自發性的、深層的文化修養，和都市的文風傳承，台北的藝文活動，顯現出似乎是「便宜又大碗」的量多就好，又是一場場「趕集」式的急促，一位藝文界人士惋惜。
　想把台北市改頭換面，引進公共藝術概念，原本是好事，但由於市政府求好、求快心切，引起部份市民對市府品質素養的批評。
　「不只沒有美感，市政府規劃的人，恐怕什麼感性都沒有，」在統領商圈從事社區工作的都市發展協進會祕書長蘇南洲批評。
　端午節前後，台北市出現了各大企業捐贈的龍舟雕塑。造型奇怪，捧場、捐贈的企業倒是不少。而仁愛路圓環上，拆掉吳稚暉銅像後，換了奇怪的裝飾，再配上紅色的「我愛台北」的招牌，「如果這是藝術，簡直是莫名其妙！」藝術家楚戈批評。
　最近在敦化林蔭大道上，每隔不遠就肅立起灰色的高大交通欄架，也引起「視覺污染、欠缺美感考慮」的批評。

各國美食匯聚一城

　其實最能表現台北人的國際化視野的，是在消費，尤其是飲食。
　「每一個國家的特色餐廳，台北都吃得到，而且道地，」專門研究台灣的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魯賓斯坦，年年來台北，最讚美台北的吃。
　而敦化南、北路，陳水扁心目中的「金融街專業區」，開滿各式各樣的有特色的餐廳、精品店，常讓人眼睛一亮，幾乎誤以為是到了東京或巴黎的精品街。
　「可惜只有點的國際化，還沒有線、面的升級，」一位中小企業負責人觀察。
　更有社會學者批評，在一切以國際為標竿的帶領下，台北市原本各階層混居的市容，也開始像紐約、巴黎一般，有了層次井然的分區差異，而且是藉著經濟手段，把窮人趕到環境更惡劣的市區邊緣。
　台北市的社會階層，透過自由競爭的房地產市場，和公權力對空間規劃的兩種機制，「最有錢和最窮的都住在市區，中產階級到郊區去，」建築師陳明竺觀察。
　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在台北市形成格外強烈的對比。在街道寬闊、氣勢不凡的信義區，市政府、世貿中心後面一帶，最有錢的人，可以住在信義計劃區的電梯大廈，每坪市價四、五十萬台幣；而舊市區萬華、大龍峒及各個邊緣老舊社區，仍有多達六千三百八十個低收入戶，平均每月所得在八千九百元台幣以下。
　星期天下午，龍山寺香煙繚繞。曾是清代台灣第三大聚落——萬華，一度是台北市的宗教信仰中心；今天鄰近著美式速食麥當勞，龍山寺仍然擠滿善男信女。
　只是，圍繞著萬華一帶，除了華西街觀光夜市、廉價成衣批發商之外，就是為數頗不少，經常露宿街頭的遊民了。
　新台北和老台北強烈的對比也顯示，台北某些區域，的確跟不上市政府「超英趕美」式的快速國際化腳步。
　除了以國際一流都會的生活品質為標竿之外，全球名列前茅的經濟成長率，一向是台北市的驕傲。
　台北市有台灣最強勁的經濟脈搏：每天成交金額高達千億台幣的股市、匯市，都集中在台北市。「全台灣的民生食物、物資，每天有半數集中於台北，」台北市建設局長林逢慶說。
　而公部門主導的重大基礎建設，例如：台北國際金融大樓、第二世貿中心、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高科技工業區……，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重大建設接連開工，完工日期兩年內指日可待。更會強化台北市和其他二十二縣市的差距。

讓社區動起來

　台北的變貌，除了市政府的政策執行外，也有賴居住其間的市民的自主性提高，主動要求參與描繪台北的新面貌。
　社區營造工作團體，如雨後春筍，主動要求市政府美化、綠化社區鄰里公園。
　車水馬龍的東區。從光復南路到復興南路的統領商圈，捷運南港線，正開膛破肚切開忠孝東路四段。
　這裡原本想安插中華商場的拆遷戶，因此有寬僅六米的地下街計劃。為此，商圈短短七百四十公尺，卻有兩個捷運車站，更要設立二十八個出入口。「每一個都長得像棺材車，厚厚水泥牆，密不通風，真是醜陋！」都市發展協進會祕書長蘇南洲痛斥。
　他是建築系出身、擁有都市計劃碩士，以他的專業來看，受不了醜陋的捷運規劃。於是他聯合沿線數百家商家，陳情、連署，總算逼得捷運局取消七座地下街出入口。
　蘇南洲成功地串連東區商家，和捷運局爭取居民參與規劃自主權，反應出台北市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在逐步提升中。
　從台大園藝系教職退休後，康明德就擔任錫«環境綠化基金會的執行長。過去兩年，他幫助了台北市二十四個社區改造鄰里環境，印製了具有歷史、文學意義的「溫州街、龍坡里社區地圖」（台大教授臺靜農、林文月，作家李渝以溫州街為題，寫下很多知名的文學作品），還積極結合民間香火鼎盛的松山奉天宮等宗教組織，把信義計劃區旁的「市民森林」－－四獸山、福州山重新修築步道，整治得更安全、清潔，頗有口碑。
　這股擋不住的社區自發性的、要求草根民主的活力，有人歸功給現任市長陳水扁的政策引導。

活化行政體系

　例如，短短三年，改造了公務員多達八萬兩千人的市政府機器。
　又如，他嚴厲執法，掃蕩色情與賭博，使公權力伸張，而最突出的就是台北變乾淨了。「垃圾不落地」實施一年多，市民人人守法，因為抓到一次就重罰四千五百元。雖然有些上班族抱怨不方便，但連來訪的外國人都注意到台北比以前乾淨多了。
　而以市民為顧客，顧客導向式的服務，則表現在區公所的服務品質提升，不僅是奉茶、讓座而已，台北市的戶政事務行政體系，還通過國際ISO9002的認證，是亞洲第一個通過認證的行政機關。
　但也有人認為，台北市的改變，是解嚴十年後，台灣民間社會力的釋放，陳水扁不過是在適當的時機，佔住有利的位置。「陳水扁用他個人魅力來複製威權時代的父權，其實本質是民粹，他說的市民主義，已經跳票了，」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批評。
　夏鑄九認為，陳水扁重蹈美國的覆轍，拆除康樂里的效率和無情，只換來平板無趣的公園，一如一九六二年，美國聯邦政府當年在紐約、芝加哥執行「都市更新」政策的「聯邦推土機」，政府的公權力徹底瓦解了底層黑人社會的鄰里網路，使弱勢族群無棲身之地，不符合先進國家的公平正義。
　除了制度面革新外，在實質生活層面，台北市政府大力向民間企業外尋資源，經營出政治傳播上的百變花樣。
　而陳水扁以都市計劃為手段，大量招商，也引起一些爭議。
　過去三年與企業界合作成功的經驗，使陳水扁敢放手一搏。例如，信義計劃區的國際金融大樓，藉由經濟學家、台北市財政局長林全的規劃，成功了自企業界募得兩百零六億台幣的開發權利金，用這筆錢解決南松山正氣橋的交通瓶頸。但批評者則指陳，長久以來，南松山正是他選舉時的票倉。

工商業是經濟命脈

　陳水扁自己也坦承，既然台北市是工商城市，工商業是命脈，「我能不抱著工商業的大腿嗎？」他理直氣壯的反駁眾人的批評。
　目前台北市國際化的種種努力，遇到在地的政治經濟結構的限制。例如，都市計劃地區的變更地目，爭議不斷，備受議會抨擊的「南隆案」，雖暫告停擺，但後繼的大規模開發案，仍然缺乏一個清楚的遊戲規則。
　台北到底能不能在短期內，脫胎換骨，變成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全球城市？富裕的台北市，又能否兼顧社會公平正義與文化品質的提升？不只是台北兩百六十萬人，連全台灣兩千一百萬人，都抱著殷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