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價多高？

僻靜的台南永康工業區裡，晚上七點，只有基益汽車零件廠裡仍然燈火通明，貨櫃車裡裝著一箱箱汽車零件、機車引擎，正準備運往國外。總經理吳世章有信心在加人關貿總協，國產車自製率取消後，汽車零件業絕對可以打人國際分工體系。「我自己好，沒有用，要整個工業好，才有用，」他一字一字地吐出，字字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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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三十分鐘車程，高雄縣橋頭鄉，一群七、八十歲的老人圍坐在一家田舍旁。早該是告老年齡，但這群老人早上五點鐘就得起床，照料稻作，颱風來了，得憂慮強風水災，「以前要農業扶持工業，工業把我們的土地污染了，現在又要來犧牲我們，」農會理事長蔡永昌憤慨地說：「政府每次談判都輸，輸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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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凱悅酒店裡，全場鴉雀無聲，一百多位中外人士聚精會神等著宏董事長施振榮開始演講，「公元兩千年，宏要達到八十億美元，二十一世紀要有二十一家上市公司，真正成為全球企業。」宏和其他資訊業一樣，對入關顯得氣定神閒，因為他們產品從沒有被保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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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八年籌劃，我國進入關貿總協，似乎已指日可待。本來預定今年底，但因為有幾項棘手產業尚未談成，因此年底入關的可能性很小。但明年春或年中，幾個較困難的，如對日、對韓的諮商談判完畢後，如果沒有中共的政治阻擾，經國內立法院通過後，台灣應可入關（明年起，將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
　入關代表著台灣要真正進入無國界經濟的時代。入關也代表著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時代，入關將使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更代表著台灣總體風貌將驟然改變。
　各國的珍奇異果將湧上街頭水果攤。批發商場裡，將會堆積著歐美日的家電及日用品。很多人想開的日本原裝進口車，也可以進來了。不滿意全民健保的人，有各國保險公司可以挑選。企業想要最新的理財工具，有各種外商銀行可隨時服務。因為關貿總協約定，對各國產品或服務業必須一視同仁，所以關稅也會大幅降低。因此，國際貨品在台灣有很強競爭力。
　
適者生存
　
　影響，不只是在物質面。將來國際人士更可以來台灣開學校、投資電視台、辦報紙雜誌，從根本影響台灣的精柛面。辦學辦報，本來肩負著傳承國家精神文明的責任。但烏拉圭回合談判是由美國主導，在美式價值觀裡，這些都被劃為商品，可以輸出輸入。目前有許多國家，如法國，對此持保留態度，企圖要捍衛自己的文化。我國目前也不準備開放。
　正是因為這種國家與國家、國家與超國家機構（如關貿總協、歐盟等）利害高度衝突，關係錯綜複雜，因此進入關貿總協，對政府是高度的考驗。
　它考驗著台灣企業在國內國外是否能強化體質，與國際企業分庭抗禮。考驗著政府在國際規範下，能否發展出一套產業政策，大幅提升已惡化的台灣競爭力。「這些都需要高度藝術及成熟的運作能力，」台灣標準電子總經理毛渝南說。
　「否則，全球經濟會變成殖民經濟，」一些批評者指出。
　但是入關並不意味著外軍大舉入侵之下，台灣必定全盤皆墨，因為台灣降低關稅，別國同樣也要互惠，不能對台灣產品單獨課以高關稅。
　往日，台灣與他國發生貿易糾紛，被告傾銷，就只有聽任對方宰制。例如十年前台灣的電視機銷往美國，被控傾銷，台灣連申訴的管道都沒有，只有聽任美國課徵台灣二○％的反傾銷稅，使得大同、聲寶都失去了外銷的能力，也不能達到量產規模。台灣電視機外銷美國就此一蹶不振，工業局長尹啟銘說，成為會員國後，貿易糾紛有仲裁的管道，第三國的立場總比當事國客觀。
　入關，也代表著我們終能進入一個重要的國際組織。而在關貿總協裡，小國也不一定全居劣勢。例如澳洲聯合南半球國家如阿根廷、智利、紐西蘭等，組成凱恩斯聯盟，對農業問題發吉時，往往一呼百應，能夠抵擋美國等大國的壓力。
　
增強國際觀
　
　蕭萬長也進一步認為，加入關貿總協，會讓國內政府官員有較強的國際觀，讓文官有更強的歷練。「長久以來，企業界總埋怨政府跟不上業者的腳步，是因為政府官員因外交困局而無法與國際頻頻接觸，吸收新知不若民間，」他頓了一頓，「其實我也是很土的人，是這幾年與國外接觸有幫助。」
　政大國貿系教授，也是入關法律顧問蔡英文觀察，這兩年的談判經驗已讓台灣文官歷練頗多。她看到農委會企劃處長陳武雄、工業局副局長何美玥等都有長足的進步。面對國外壓力都能提出詳細數據，據理力爭。例如何美玥帶著一位助理，拿著電腦，和別國談判時，當別國質疑台灣關稅太高時，她能隨時從電腦裡調出資料，查明那國對台灣產品的進口關稅是多少，為台灣爭取權益。
　蔡英文說，以往台灣都只習慣於雙邊會談，如對美國、對韓國等，沒有多邊諮商的經驗，但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環保必然走向多邊會議或多國商談的局面。這種會談，需要會外的合縱連橫、事前的充分準備、臨場的不卑不亢，分秒必爭。「你要了解別人的立場，也要讓別人了解你的立場，還要讓別人了解別人的立場。」
　而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紛紛拉攏鄰近國家，建構貿易堡壘（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的今天，台灣孤立一隅，最容易形成別國貿易制裁的首要對象。世界政經有了新問題，加保護動物、環保、智慧財產權等，「別人第一個來找你，」一位熟悉國際經貿情勢的人士指出。
　儘管遠景如此美麗動人，說理如此清晰有理，但是入關所代表的劇變，已在大部份行業投下陰影。從第一級農林漁牧業、第二級的製造業到第三級的服務業，各行各業都有。
　
首當其衝的是農業
　
　我國對農業一向甚為保護，稻米、雜糧有保證基金，雞肉不准進口，蘋果大都只能從美國進口。關貿總協規定，對任何地區貨品，必須一視同仁，而且不能對某些地區有進口限制。
　因此美國著名的普渡畜產公司，挾著大量飼養、大量生產雞肉的絕對優勢，價格只有本地所產的四分之一。中國大陸香茹、金針可水銀瀉地般渡海而來。再加上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水果，像沈疴已深的老人，台灣農民被強迫推出打國際擂台賽，幾乎無招架之力。農委會估計第一年就要損失三百億元，等於目前產值的十分之一。五年之內，也都將持續虧損下去。
　走進小小的高雄橋頭鄉，最能感受到農業的凋零、無奈及衝突。八十五歲的老人凌學有五個小孩，三個是韶美博士，和大部份同村老人一樣，只有老人來照管田地，「種了，沒錢賺，不種，田荒了，別人會見笑。」橋頭鄉最近被劃歸為新市鎮，很多老農身價暴增到一億元，賣地縱然馬上就能致富，但對祖先留下來的財產，多少有些戀戀不捨，「賣了，什麼都沒有了，」四、五個橋頭鄉老農都這樣說。
　畢業於屏東農專的養豬戶戴天文養了一千兩百頭豬，每天與太太工作十個小時以上，要自己配飼料、自己配種、自己清掃，所產豬肉大部份外銷日本。最近他要貸款擴大規模，但被貸款單位拒絕，因為養豬污染環境，使他想擴大規模都不行。
　五分鐘車程外的養雞戶林守安，如果只靠養雞根本無法過活，白天在中油公司上班，他太太養雞，他下班後接手。上半年養的雞沒有賺，但不養賠得更多，因為難寮是用貸款建的；只有繼續養下去，希望價格會回升；美國雞肉進口，似乎他的希望也不可能存在了。
　
農民成動亂根源
　
　談進入關貿總協，在農村的反應比在大都市激烈得多。大部份農民只知道會對自己有損害，但損害有多大、多久都不知道，恐慌積成了對政府的怨氣。「甘薯都種不好，還想種什麼？」一旁的老農諷刺道。指政府要加入關貿總協的雄心，在他們看來是不切實際。
　不論農民的處境是否值得同情，不論農業要不要維持，台灣解嚴後第一次流血的示威遊行－－五二○，就是為了農民。在國外，左右選舉政局的是農民；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農民舉足輕重。農業問題處理得不好，「農民會成為動亂的根源，」一位接受訪問的人指出。
　
汽車業須調適時間
　
　製造業中上受創最深的將是國內第二大製造業——汽車業。雖然面臨國際國內的艱苦競爭，十一家車廠都信誓旦旦，將繼續經營下去。三陽汽車董事長黃世惠在該集團全面更新企業識別系統的酒會中，對著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群說：「我們要戰到最後一刻，決不關廠。」
　因為汽車分十年將關稅降到二五％（現為二五％），十年後，日本小汽車將全面開放進口，對國內汽車廠影響甚大。很多企業界人士都預測，十一家車廠可能有多家會合併、會關廠。
　汽車工業似乎剛展露生機，這十幾年來確有進步，踛然離美日歐水準仍有一大段距離，但是汽車業認為我國的發展仍有極大空間。雖然我國汽車業量產的規模及成本比不上美日，但是現今工廠彈性生產以及消費者需求少量多樣，並不一定非要年產三十萬輛才算經濟規模。而且汽車業也可以為國際車廠組裝亞洲車，專銷亞洲，這些都是台灣汽車工業的生機。「但是開放步調太快，沒有調適時間，」車輛公會理事長林信義說，「就像對一個長到十六、七歲的小孩說，你發育不全，最好趕快去死掉。」
　有的產業，業者已準備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但廠一建好才發現關稅陡降。例如不鋼業幾年來，景氣一枝獨秀（因營建所需），四、五家大廠投資千億以上，有的已建好，有的還在蓋，然而不鋼關稅卻將從目前的一一％降到○％。所以這些廠商不但要彼此競爭，更要與國外（主要為日本）進口的不鋼競爭。
　
整株產業樹
　
　門戶開放除了對單獨產業造成影響，更直接關係著整支產業樹是否仍能茁壯。
　位於高雄臨海工業區的中鋼公司，並不擔心鋼鐵進口關稅降低，競爭不過外來貨。中鋼公司董事長王鍾渝表示，這兩年中鋼公司所供應的鋼材價格，已壓低到不含關稅的國際價格，但是他們擔心下游工業，無法與進口貨競爭而關廠或外移。
　又如汽車業的興亡，不只關係著十一家車廠，更關係著散布在台灣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汽車零件廠。以往國產車五○％零件必須取自於本地廠商，但是這項自製率的規定違反關貿總協自由貿易原則，必須在兩年內取消。汽車零件業失去當然客戶後，必須另謀出路，影響甚大。總計與汽車業相關的（包括汽車零件、汽車銷售、修理、服務），約有四十三萬人口，佔全國勞動力的五％，很容易導致大量失業，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台灣多年來建立的產業樹，是否因而倒塌或連根拔起，」一位企業人士憂心的問。
　正是這樣的現代經濟特色——彼此互賴、密切相連，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開放的腳步何時會到盡頭？影響會有多深？會有多遠？似乎誰都不能預料。例如，農委會決定稻米進口採日本模式，第一年開放四％，以後逐年增加到八％，而且關稅為三○○％，看起來進口米很難競爭，「但是誰知道六年後，下一回合談判又要開放多少？」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杜巧霞說，「全面開放，自由競爭也不無可能。」
　
影響深遠
　
　有些影響不是立即可見，也許要到十年、數十年，甚至百年才會顯現出來。蔡英文舉例，例如智慧財產權問題，台灣政府一再耽擱，最後才在美國三○一貿易制裁法案臨頭之際，才匆匆答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即國外貨品只能由代理商進口，不能由別國間接輸入。此舉抬高了外來文化品（如書、電影、電腦軟體以及多媒體）的價格，從大學生到專業人士都會感受到不便，比別國人付出更多的時間及成本來吸收國外資訊。長此以往，會影響到我國的競爭力。
　而更讓國人質疑的是，台灣以已開發國家身份加入，關稅要比開發中國家降得低，更要與已開發國家競爭（新加坡比台灣國民所得高一半，還被列入開發中國家，韓國亦復如此）。由於台灣這個已開發國家的身分，必須與美、歐、日簽署零對零關稅規範，亦即十年內（原本為五年）將製藥、鋼鐵、科學儀器、酒等降為零稅率，而這些工業都是已開發國家最擅長的。有些產業，台灣剛具基礎，如製藥業，將幾乎全面瓦解，而無生存空間。只有與國外，或與大陸藥廠合作才有機會。
　「我們算已開發國家嗎？我們能做飛機嗎？我們能做通訊網路嗎？我們能做電廠嗎？」毛渝南一連問了四個問題，「是不是太好大喜功了？」
　但是，政府以已開發國家身分加入，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國介於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在中共以開發中國家申請入會同時，國際間絕不可能接受台灣也以同樣身份進去。「別國可能連看都不願意看我們的申請書，」一位國貿局官員指出。
　
放棄培植產業的責任
　
　但是很多關心台灣經濟發展的人士擔心，政府進入倡導自由貿易的關貿總協後，就放棄培植產業（包括服務業）的責任。而很多政府經貿官員也一味堅信一切任由自由市場決定比較優勢，適者生存，不適者應瞬間淘汰，「迷信於此，台灣地小人稠，是不是什麼都不必發展了。」一位批評者指出。
　從歷史上，從很多國家例子來看，如中南美等，全球經濟很容易變成殖民經濟。
　自從一九八六年，台灣實施自由化以來，超國籍企業挾著豐厚的人力、財力及組織管理能力，已佔領台灣諸多行業。會計師事務所已為世界六大包辦；日用品領導品牌多數為寶鹼和聯合利華；廣告業僅餘的幾家本地廣告公司都屬特色經營，或客戶不多，如意識型態等。
　而未來政府去除對外商銀行、外商保險公司的限制後，這些擁有雄厚財力、百年經驗，加上最新資訊科技的金融機構，可能又會佔領我國金融領域。「同樣是銀行，他們已是高科技銀行，我們還是傳統銀行，」玉山銀行董爭長林鐘雄說。
　
自由化成壟斷
　
　在轟轟隆隆、渡海而來的國際大企業中，日商又將更進一步吞食台灣市場。加入關貿總協後，台灣公共工程必須開放給國外同時競標（目前大多開歐美標），根據現行法令，開放後只有日本六大營建公司有資格投標（因為歐美公司做完工程就離開，日本廠商在本地與國人合資設有公司，有累積實績）。公共工程督導會報副執行秘書李建中預測，到時是日本營建公司帶著菲律賓工程師（比台灣工程師便宜很多），及巴基斯坦的工人來做中華民國的公共工程。
　「別說技術轉移了，他們高價圍標，低價搶標，把市場連皮帶骨都吃下去，」一位熟悉日商做生意手法的人指出。
　日本營造廠、日系百貨公司、市面上的汽車八五％與日本直接間接相關、再加上與日本每年近百億美元的逆差。「國際化成了日本化，自由化成了壟斷，」一位長期觀察中日關係的人說。
　縱使冀望產業升級，引進外資企業也非萬靈丹。例如財政部開放外國保險公司來台設立分公司，目前已達十四家，八年以來一直希望帶動台灣保險業水準。但一位財政部官員指出，很多外商公司剛開始都雄心勃勃，帶進母公司招攬業務、訓練人才的一套做法，但一年以後就發現照那樣做絕對虧錢，最後還是用台灣的方式做。
　正如外資企業進來，不一定能提升本國行業水準，加人關貿總協或將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台灣也不見得能順理成章地享受參與國際組織的種種優勢。如何興利除弊，考驗著台灣政府處理超國家機構的智慧。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指出，國家與超國家組織間的關係是未來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因為彼此關係錯綜複雜，需要高度運作能力。這就是未來人民，為什麼如此渴求政府有「政治創新、政治想像、政治智慧和政治領導」的原因。他舉例犖犖，無為政府已經行不通了，從雷根、布希到柴契爾夫人，都強調政府不干預，盡情使用巿場經濟，但只帶來了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經濟無起色、競爭力喪失的局面。
　加入關貿總協後，對政府的考驗是，「經濟主權要與別國分享，」政大教授蔡英文指出，包括政府如何在關貿總協規範下，保持經濟成長；在經濟蕭條時，是否有自保能力；又在外貨大舉輸入時，如何維護國內人民的民生褔利。
　
政府也要升級
　
　例如在關貿總協規範之下，並不是不能有產業政策，只是不能像以前那種用補貼的方式。毛渝南舉例歐洲國家如比利時、荷蘭等國，在企業研發新產品時，政府會保留本國巿場作為測試基地，一旦大量生產後，才開放外貨進口：另一方面，政府在重大招標時，如電信工程，往往載明附加三○％為研究發展經費，以使產業能從這種公共支出中得到研究經費。
　那麼今後政府對工業發展的角色應該是什麼？工業局長尹啟銘認為往日的保護、管制角色不再，必需與產業界共同整合資源，有前瞻、有規劃，「企業要升級，政府更要升級。」
　要踏入國際經貿社會，對內、對外都有各種制度、法令亟待修改；當大量食品、藥品及農產品湧入台灣時，農產品檢驗人員和衛生署檢驗藥品的人也都不夠。「這樣，誰來保障國民的健康？」一位負責經貿談判的人指出。
　而對外商銀行、證券、保險公司來台不再受限，我國也沒有規定銀行必須加入存款保險公司，以保障存戶利益。玉山銀行董事長林鍾雄擔心，美國八○年代金融自由化後頻頻發生的垃圾債券騙人事件、佛羅里達的房地產詐騙事件會重演，更早的例子還有南海泡沫經濟事件，「入關的負面效果，政府應該老實和大家講。」
　對外，台灣如何在國際運籌帷幄、合縱連橫、談判時不卑不亢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這都需要有一套長久知識、經驗的累積，」澳洲駐華代表何柯林說。
　負責台灣對關貿總協主談業務、主張服務業開放、並為自由經濟的篤實信仰者，經建會副主委薛琦說：「人關是對台灣經濟的嚴重考驗，非常需要勇氣和信心。」
　國際的腳步不會等台灣，但在踏出這個腳步前後，只有勇氣和信心顯然不夠。政府和企業需要更踏實地規劃及執行各種應變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