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濟動亂根源 — 好大喜功的游擊戰

大陸經濟情勢，近二年來進入高度混亂狀態。自去年十月實施全面緊縮政策以來，物價居高不下、勞動力大規模失業，整個經濟也陷入「停滯膨脹」階段。社會動盪，人心思變，為鄧小平掌權以來最黯淡時期。當前經濟危機的形成，主要是制度及政策上的層層失誤，除非制度上能做徹底的改革，枝節的修正很難振衰起弊

經濟危機的表象
　
　儘管中共「國家統計局」每年都發表可觀的經濟成長率，今天大陸經濟真可謂「百孔千瘡」。經中共官方公開承認，而為海內外所熟知的棘手問題，至少有下列十項。
　一、通貨膨脹：這是中共面臨的頭號問題。去年官方物價指數為一八•五％，但沿海各省市，均高於三○％，食物價格上升以倍數計。大陸經濟專家估計，實際膨脹率應在四○％以上。城市居民有三分之一實際收入下降。今年中央雖規定物價漲幅要控制在一○％以下，但由於社會總需求仍遠大於供給，加以倒賣之風未戢，物價上漲仍將達二五％以上，成為民怨的主因。
　二、失業激增：官方所列舉的失業率極低，但無人相信。目前「有職無工」的隱蔽性失業達三千萬人。近幾年來由於削減基本建設投資九百億（人民幣計，下同），估計有一千萬建築工人被裁，形成龐大的失業隊伍，到處出現工人農民「盲流」現象。
　三、赤字預算：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除一九八五年一年外，中央的國家預算均出現巨額赤字。一九八八年連內外債合計，赤字達三百四十億，今年預計赤字將達三百五十億。如照近年情形發展下去，十年後赤字將高達五千億。
　四、外貿逆差：一九八四年後，進口需求有增無減，對外貿易一直處於逆差狀態。一九八四年入超十二億七千萬美元，一九八五年高達一百四十八億美元，一九八六年一百二十億，一九八七年大力緊縮，降為三十八億。去年逆差七十七億美元，今年在緊縮政策之下，第一季的貿易逆差仍達十九億美元，全年估計在八十億美元以上。
　五、外債負擔：為彌補財政赤字及貿易逆差，外債逐年增加，到一九八八年底大陸外債已達四百億美元。過去四年中，中共對外舉債以每年三八％比率增加，到一九九二年還債將進入高峰，每年償債本利將達一百二十億至一百三十億美元。屆時外債償付將占輸出二○％，超過中央自行設定一五％的上限。
　六、能源不足：近五年來初級能源增長率不及工業增長率的一半，造成日益嚴峻的「能源危機」。一九八八年能源總產量增加五％，而加工業增長二○％，全國缺電七百五十億度，有三分之一的工業設備無法使用，每年損失一千多億人民幣。今年以來缺電更形嚴重，北京市缺電二四％，廣東汕頭市缺電達五三％，到處出現分區停電，成為大陸經濟的約制因素。
　七、農業衰退：大陸農業生產，在包產制度與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的雙層刺激下，到一九八四年創下糧食產量最高記錄，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即走下坡。過去四年中，大陸人口增加六千萬人，而糧食、油籽產量均低於一九八四年。去年平均每人占有糧食量下降三十公斤，造成自由市場糧價高升，部分地區已出現糧荒。
　八、地方割據：經改以後，實行地方分權，部分財權下放，各省逐漸形成「獨立王國」。為維護當地經濟制度，各地畫地自限，追求「小而全」的生產體系，在市場上互爭農產品及原材料而展開激烈奪戰，出現「蠶繭大戰」、「羊毛大戰」。為阻止原材料外流，甚至設立關卡，割裂整個經濟運行，使合理配置與產業分工成為不可能。
　九、貪污腐化：幹部貪污受賄，浪費公帑已成為大陸經濟的痼疾。最普遍現象是請客送禮、行賄受賄。各級幹部公開敲詐勒索已成司空見慣。近年送禮標準愈提愈高，受賄者胃口愈來愈大。利用職權、假公濟私、投機倒把，到處出現大陸人民痛恨的「官倒」。
　十、治安惡化：由於政府威信旁落，社會不平加深，各地出現農民集體哄抬物資，甚至聚眾到鐵路及公路放火打劫，加上五千萬流動人口在各大城市流竄，使治安問題日益惡化。
　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推行經濟改革也已十年，何以大陸經濟未上軌道，不但不能與四小龍並駕齊驅，即與泰國、印尼等開發中國家比較，也相形見絀，其基本癥結：一是領導心態，二是產業結構，三是經濟制度。
　
急於求成，忽視效益

　
　中共領導集團，從毛澤東、鄧小平、華國鋒到胡耀邦、趙紫陽都是搞游擊戰起家，缺乏現代經濟眼光。共同的毛病是好大喜功，急於求成。只追求經濟成長，忽視經濟效益。
　毛澤東的「大躍進」，華國鋒的「洋躍進」，鄧小平、胡耀邦的「翻兩番」計畫，以及趙紫陽近二年的「新躍進」都是急於求成。由於沒有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觀念，認為建設規模愈大，經濟成長率愈高，經濟愈發達，出現大陸經濟專家所說的「投資飢渴症」，形成高速率低效益的經濟後果。
　
「外延式」的成長

　
　由於急於求成，每年投資都超過建築材料及設備的供應力。過去九年中，大陸基本建設投資金額達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一億。一九八八年八月末為止，正在施工項目達四萬七千三百多個。由於建築材料不足，大部分工程都要停工待料，浪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加以基本建設缺乏勘探設計，被迫重修情況極為普遍。著名的寶山鋼鐵廠即因設計錯誤，浪費上億計的投資。據中共國家建設銀行一九八八年初對二百多個近幾年建成投資的大中型企業的調查，不能正常發揮效益的項目，竟占五○％以上。近年進口的彩色電視、冰箱裝配線，生產能力閒置的亦占三分之二，引進的大型工業設備和計算機系統，有的竟完全閒置，形同擺設。
　由於忽視經濟效益，大陸工業的能源及原料消耗都遠落於國際水平。目前每生產一美元產值所消耗的能源，相當於印度的二點七倍，西德的四點二倍，巴西的六點五倍。去年大陸能源消費量與日本大致相等，而ＧＮＰ值為日本六分之一。大陸產品質量極低，以機電產品為例，產品性能達到國外七十年代水平的約占百分之十幾，達到六十年代水平的占三五％，相當於五十年代水平的占五五％。由於設備陳腐，勞動生產率極低，許多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只及先進國家十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
　不顧經濟效益的後果之一，是廢品充斥市場，去年一年所生產的廢品即達人民幣一百八十億。這些產品皆列入ＧＮＰ，但實際上是人力與物質的大浪費。不顧效益的另一後果，是企業虧損累累，每年要靠財政來補貼，去年此項補貼達四百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基本建設投資三分之一，工業利潤二分之一。出現中共經濟領域多年來存在的「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權」的怪異現象。
　長期忽視經濟效益，使大陸經濟成長主要靠人財物力的大量投入，屬於所謂「外延式」的成長。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一年，大陸全要素（即勞力，資本綜合計算）的生產率不但沒有增長，且逐年遞減○•三％，據中共官方的統計，目前大陸每一職工所擁有固定資產，相當於低收入國家的四倍，而職工的淨產出，只比低收入國家高五○％，不及中等國家二分之一。這一情形，說明何以大陸每年ＧＮＰ成長率高達九％，而物質缺乏卻有增無已。
　
能源供不應求


　投資數額雖年年增加，但投資的配置並不合理。在史達林模式的長期影響下，大陸的經濟結構一向是偏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及輕工業。在輕工業內部係偏重在加工工業而忽視能源及原材料工業。
　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能源、交通、運輸及原材料與加工工業顯著脫節。一九八八年工業總產值增加一七•七％，能源總產量只增加四•二％，鐵路貨運量增長四•三％，這些基礎工業的落後，已經成為工業發展的瓶頸。
　大陸能源不但供不應求，其消費結構與地區分布也不合理。一九八七年能源構成中，煤炭占七六•三％、石油一七％、水電占四•六％、天然氣二•一％、能源用煤比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五倍，是法國的七•六倍，日本的四倍，美國的三倍。由於煤炭加工轉化技術落後，轉化率極低，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嚴重污染了環境，並大大浪費能源。目前大陸酸雨普遍降臨，每年因污染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達三百六十億人民幣。

資源分布不均

　
　大陸能源另一特點，是資源分布不均，全國煤炭八○％集中北方，江南一帶只占二％。水力資源七○％在西南。東部沿海總能源資源只占全國一三％，而人口卻占全大陸六三％，耗能占六五％。構成經濟重心偏東，能源重心偏西的格局，形成北煤南運，西電東送的情況，導致全國近一半鐵路貨運量及水路三分之一運輸量必須用來運輸煤炭，成為運輸系統的沈重負擔。
　能源與交通雖係大陸經濟的兩大弱環，並未受到中共的重視。一九八八年投入能源工業的資金三百七十一億，還不及投入非生產性項目五百一十億的八○％。去年中共對能源投資只增長一•五％，對原材料部門投資反而下降一•二％，對運輸郵電投資也下降一•二％，但低水平加工工業的投資卻不斷擴大，近五年每年均以三○％速度擴張，使能源交通與加工工業的脫節現象日益突出。
　除投資配置的不合理外，企業規模近年來顯著小型化。目前大陸全民所有制大型企業共二千九百零八家，中型企業六千九百五十七家，小型企業十八萬家。此外，還有城鄉企業近一百萬家，個體戶六百三十萬家，大部分企業在「小而全」基礎上重複建設，規模小、低水平、低效益。
　
制度的後遺症

　
　一九八八年大陸有啤酒廠八百家，能達到起碼經濟規模年產六萬噸以上的只有二十多家。北平市有三千多個印刷廠，四分之一無業可營。目前大陸各省所建的電視、電冰箱製造廠，其家數之多為世界之冠，但規模小、技術水平低，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無競爭力。許多熱門消費品仍靠進口，表面上小工業遍地開花，實際上與大廠爭能源爭材料，負面效果往往大於正面效果。
　大陸經濟的各種問題，有的是原來制度的後遺症，有的是近年改革所引發。
　制度的後遺症中最受影響的是「大鍋飯」思想的根深柢固。近十年來所推行的獎金與紅利制度，原本在獎勤罰惰，但由於「平均主義」流毒未除，結果變成額外工資，幾乎人人皆得一份，完全喪失獎金的意義。又由於不敢認真推行企業破產法，長年虧本企業照樣生存，其職工與廠長照樣分發獎金紅利。而經營得法利潤高的企業，必繳納極高的稅利，使長期改革成為具文。
　
價格雙軌制


　制度的後遺症之二是國營企業仍然由各級官僚主管，經濟改革雖提出「政企分開」的口號，但仍沿著行政體系層層「放權讓利」。把各級政府部門變成官商，真正獨立的企業並未出現。官商直接參加市場競爭，有如球賽中裁判也參加球隊，所有違法犯紀的現象乃層出不窮。
　經改後出現的企業承包制，目的在調動承包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把農林包產到戶應用到城市。但在實際運行中，承包人只包完成產值，不包產品質量；只包利潤的完成，不包企業資產的增加；只包設備的利用，不包設備的更新。造成承包企業只顧增加產量提高利潤，不惜用殺雞取卵方式，將機器設備使用率超負荷，並盡量把企業資產轉化為利潤。承包制在初期雖發生提高產量的效果，後來卻變成企業行為短期化的根因。
　經改所建立的價格雙軌制，原意是使企業在完成生產任務之後，能採部分產品以市價出售，同時使得別處的鄉鎮企業能獲得生產資料。但雙軌制的出現，卻成為官商投機倒把的工具，有權獲得官價物資的幹部，轉手之間即可獲得成千上萬的利益。往往有權者一份批條，即隱藏幾十萬甚至幾千萬的差價，一些集團和個人，為了爭取「條子」，不惜高價賄賂，出現無法抑制官商倒把的潮浪。
　經改所推行的「分灶吃飯」方式，大大削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九年來大陸社會財富雖有顯著增加，但國家財政收入並未同步跟進。一九七八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三七•二％，一九八五年下降到二六•五％，一九八八年更進一步下降到一九％，但預算外資金卻迅速上升。到一九八七年預算外資金已達人民幣二千零二十二億，較一九七八年增加五倍，幾乎相當於預算的資金。由於中央控制力減削，所有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都無法產生預期效果。
　急於求成的心態，不顧經濟效益的惡習，再加上財權下移，造成投資失控，消費超前。一九八二年鄧小平與胡耀邦提出二十年內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即增加四倍）口號後，投資即大量激增。一九八四年基建投資比上年增二三•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三三•九％），工資及獎金支出亦大幅增長，貨幣發行量急劇增加，物價開始上漲。其結果一方面誘使企業為追求由高物價帶來的高利潤，全力增加投資，盲目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又由於生產資枓價格大幅上漲，促使對貨幣信貸的需求增加。投資膨脹帶動消費膨脹，引發通貨膨脹，形成一惡性循環。
　
大陸經濟的出路

　
　在當前經濟問題諸症俱發的情勢下，已處處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如最近的全面緊縮，目的在抽緊銀根，抑制通貨膨脹，但卻造成生產萎縮，失業嚴重。停止價格改革與加強行政控制，又使其經改有夭折的危險，但從上舉各種危機作抽絲剝繭的分析，基本問題仍是公有制。在公有制之下，企業產權不屬於任何人，故無人真正負責。因此經理及廠長可以濫發獎金，甚至把銀行貸款作為利潤分掉。由於承包商是「佃客」而不是主人，故能將企業資產轉化為利潤，又由於農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因而不願意作長期投資以改善農田水利。正本清源之道，只有走產權私有化一途。
　
私有化與民主化

　
　近十年來，由於農產品收購價提高與農林副業及小型工業的發展，大陸農民積累相當的儲蓄，可惜運用不當，成為刺激物價上漲原因之一。如能放棄公有制，以分期付款方式、將農地直接了當賣給包耕人，不但每年可收回一筆可觀資金用於平衡國家預算，也可將社會剩餘的購買力，轉移於農業投資，緩和通貨膨脹的壓力。農民一旦擁有土地，重燃中國傳統致富的願望，必能精耕細作，大陸農業情勢，必定煥然可觀。
　與農地私有化相觀的，是國營企業逐步私有化。大陸現有國營企業資產超過人民幣一萬億，完全私有化並不可能。但將大部分中小型企業以拍賣方式或改成股份制，售給職工或私人資本，逐步提高私營企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將為大陸經濟注入生機。
　經過十年來的經改，中共欲重走回頭路已不可能，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吸收四小龍的成功經驗，走私有化與民主化的坦途。（本文作者印第安那博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兼亞洲研究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