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的阿爾布爾，父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離異了，母親辛苦地撫養著兩個孩子長大。長大後，阿爾布爾在安大略省多倫多的奧斯古德法學院得到了一個教書機會，最後甚至成為法學院的助理院長。一九八七年，阿爾布爾被任命為安大略省最高法院法官。再一次，她又面臨了完全不熟悉的狀況。在這之前，她從來沒有法庭審判的經驗。
一開始她非常害怕，第一次進到法庭裡，她甚至搞不清楚法官要坐在哪個位子，「我只能憑著看電視的記憶，大概知道一點法庭上的狀況，」阿爾布爾笑著說。然而這種害怕的感覺，並沒有讓她退縮。她發現這個職位非常有趣，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
一九九六年，阿爾布爾接到來自聯合國的一通電話，她的任務是要找出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最惡名昭彰的戰犯，將他們繩之以法。這些戰犯包括主導大屠殺的國家或軍事領袖，執行性侵、虐待和計畫性種族清洗的主謀，這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
「我們要想辦法將這些握有國家強大權力的人物，像是軍隊或國家領導人，帶到國際法庭審判。我覺得這很刺激，我會去想該怎麼做，要怎麼推動整個過程，」阿爾布爾在採訪中剖析了她接受這個任務的心路歷程。就這樣，她告別了安穩的工作，走入了烽火連天的戰爭地帶。那年她四十九歲。
用專業克服精神的痛苦
為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奮鬥的同時，阿爾布爾還得同時肩負起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的任務，而這裡的挑戰可謂更加險峻，更讓人受挫。
一九九四年，非洲盧安達爆發了人類近代史上最瘋狂、殘暴的殺戮行為。胡圖族對圖西族發動大屠殺，繼而互相殘害。一百天之內，超過八十萬人喪命，盧安達幾乎五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場大屠殺。
當時的國際社會對整起事件卻冷眼旁觀，直到隔年，聯合國才成立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對大屠殺展開調查。當阿爾布爾第一次到訪盧安達時，已是大屠殺發生的兩年之後。
阿爾布爾來到盧安達，所到之處都可以看到大屠殺的遺跡，暴露的屍骨，散落在荒野、村落。她一方面要想辦法找出大屠殺元凶；一方面又得跟眼前充滿敵意的盧安達政府打交道。當時的盧安達政府不希望聯合國插手，阿爾布爾走到哪裡都受到士兵嚴厲的監視與威脅。她感覺在那裡一無所獲，晚上只能待在飯店裡憤怒、挫折、害怕。
儘管如此，她還是很快地建立起一個團隊，追查那些已經逃離各處的罪犯。她還特別針對性暴力、性侵的罪行進行起訴。因為阿爾布爾認為性侵可以被認定為是一種戰爭武器，是一種策略，用來羞辱敵人，打擊士氣，徹底摧毀受害國的社會結構，讓男女關係徹底被破壞。
在擔任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期間，阿爾布爾一年至少飛去盧安達十次以上。常常上一分鐘還在研究科索沃大屠殺的調查資料，下一分鐘就要飛到盧安達處理案件。她的壓力真的非常大，然而當時讓她最辛苦、最難受的狀況，是去尋找這些被害者的屍體，去拜訪受害者的家庭。阿爾布爾說，她必須憑藉專業精神來避免自己崩潰。
放棄大法官職位，繼續為人權奮鬥
也許是因為她身體裡一直流動著想要「做點改變（make differences）」的血液，她最終還是做出冒險的決定。她離開了備受尊榮的大法官職位，扛起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沉重使命。在這期間，阿爾布爾一改過去聯合國單位的作風，她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維也納辦公室裡處理文書工作，而是盡力前往各個災難現場訪視，想辦法讓世界多多關心這些被忽略的角落。
從達富爾到烏干達、從車臣到巴勒斯坦，她總是前往第一線傾聽難民的聲音，或向當權者提出懇切的提醒與建議。
在烏干達的夜空下，可以看到她細心地詢問孩子是否能躲開叛軍綁架的威脅；在車臣遭受俄羅斯入侵的戰火中，她當著俄羅斯總統普丁的面，提出了對車臣人民的關心。她關心西藏人民遭受鎮壓的情形，希望中國允許她親自探訪西藏，引來中國的不悅，將她拒在門外。她直言提醒美國要關注伊拉克戰爭中虐囚的暴行，引起美國輿論的反彈。她不斷地提醒世人，不要從政治利益的角度去看人權，而要從法治的角度去思考，去關懷。
在戰爭中，在廢墟裡，在媒體上，在淚光閃閃的難民前，都看得到阿爾布爾馬不停蹄的身影。她時而堅毅，時而沮喪，更多的時候，她只能靜靜地聆聽，無言以對。她有時也會懷疑，「我究竟能給他們什麼幫助？我會不會誤導了他們，以為聯合國就要來拯救他們？」然而，她終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不放棄，繼續奮鬥。
世界依然美好，只需小小的修理一下
回憶童年，阿爾布爾對於「家」並沒有太深刻的記憶，只記得一直在搬家。因為父親經營旅館，她們經常住在不同的旅館裡。「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的人生也一直在遷移，我一直到處跑，很有移動力。」阿爾布爾說。
回顧阿爾布爾的一生，每跨出一步，都是邁向巨大的未知。「我就是跳下去，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改變，也許這就是我喜歡的感覺。」
她從不害怕自己資格不足夠，遇到問題就努力去學習、去想辦法。縱然常遭遇失敗，但她不灰心喪志。「因為我發現進步不是直線進行，而是迂迴前進的。努力有時會全都消失不見，但是我了解，這些影響還會再度浮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