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發生過這些事，你知道，我曾經是個挺快活的人。我們自有一套快活的方式，為了向悲傷報復，還是得笑一笑。人們也喜歡我這個樣子。但是我變了。不是因為苦澀的緣故，我不是一個悲苦的人。我彷彿已經不存在了。我聽廣播、聽新聞，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並且經常對這些事情感到害怕。但這之中已經沒有我置喙的餘地。大概是接受了死亡，或是缺少了欲望吧。我慢了下來。
我想起了你。我回想起你在那裡時給我的字條，那是一張從紙邊上撕下來、不是很乾淨的長方形紙條。我看著你向右偏的斜斜字跡，上面寫的四、五句話，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第一句「我親愛的小女兒」和你的信尾簽名「史羅因」（Shloïme）。
我實在不記得這兩句中間還寫些什麼。無論怎麼想就是想不起來。然而它們就像一個洞，我不想掉下去，便將思緒轉到其他問題上：你從哪裡得到這張紙和筆的呢？你對那個捎信的男人承諾過什麼嗎？
今日，這些問題看似都不重要了，但這張摺了四摺的字條、你的字跡、捎信人從你那邊走到我這裡的步伐，證明了我們那時都還活著。
為什麼我就是記不得了呢？只記得史羅因和他的小女兒，兩人一起被流放到集中營。你去了奧許維茲，我去了比克瑙。
從今以後，歷史就如連字號將這兩個地名相連成一個單詞：奧許維茲—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有些人就僅稱它奧許維茲，第三帝國時期最大的滅絕營。
奧許維茲的男人們望向我們這兒，說：「那裡就是我們的女人、姐妹、女兒消失的地方，也是她們將在毒氣室了結生命的地方。」而我朝著你的方向自問：那是一座集中營，還是一座城市？他被送去毒氣室了嗎？他還活著嗎？
在我們之間，隔著草地、木板囚房、哨所、鐵絲網、焚屍爐，尤其是不知對方下落而產生一股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感。看似相隔千里，但照書上說，也就三公里的距離吧。
能在這兩個營區來回走動的犯人為數不多。他是一名電工，負責更換我們昏暗囚房裡的寥寥幾盞燈泡。有一天晚上，也可能是一個週日下午，他來的時候我正好也在那兒，我聽見我的名字「羅森伯格」（Rozenberg）！他走進來，又問：「瑪瑟琳？」「是我。」我答道。他將紙條遞給我，說：「這是妳父親的字條。」
這僅僅幾秒鐘的交流就足以讓我們致死。而我手上卻什麼都沒有，沒有紙、沒有筆可拿來給你回信。這些物品已經遺棄了我們的生活，這些屬於死人的物品，在我們工作的庫房中堆成了一座座山丘，而我們只是一群奴隸，只有一根插在衣服縫線、吊帶裡面，或放在口袋裡的湯匙，以及一條從衣服上撕下來的碎布，或是地上找到的細線，用來綁在腰上繫住鐵飯盒。
我拿出我在分類衣服時，偷到的一小片金子。這片金子就像窮人的寶貝般，藏在一件衣服的摺邊裡。我拿一小塊布將它包起來，卻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該藏在哪裡，也不知道如何在集中營的黑市中交易。
我將它遞給電工，希望他能轉交給你。我料到他可能會把這片金子占為己有；在集中營裡，每個人都偷東西。囚房裡常聽到人大喊：「有人偷了我的麵包！」我結結巴巴地用我在集中營裡學到的意第緒語和德語跟他說，假如他想將金子占為己有，至少要分你一半。你拿到了嗎？我永遠都不會知道。你的字條，我很確定自己馬上讀了，我沒有給任何人看，但我跟周圍的人說：我父親寫了一張字條給我。
你還有另外一句話時常縈繞在我心頭，蓋過了所有事情。那是你在德朗西時說的，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會被押送至何處。我們就像所有人一樣，重複說著：「我們要去Pitchipoï。」這個聽來悅耳的意第緒（屬於日耳曼語族，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猶太人）字眼，意指「未知的終點站」。
為了讓自己安心，火車開動時，孩子們便說著大人教他們的話，他們要去Pitchipoï了，一字一句清楚發著每個音節。但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我已經夠大了。
你是否還記得我在奧朗日（Orange）的女校長請你到學校那一次？她找到我那本日記，黑壓壓地記載著批評生教組長和其他教師的謠言，裡頭擁護戴高樂的言論尤其會讓自己惹禍上身。「您的女兒將被送去紀律委員會，您最好讓她退學。」她說，這都是為了保護我們。她把我的日記留給你。你可能已經看過了，也發現我喜歡上一個男孩。
我在回博萊納（Bollène）的校車上遇到他，我每個禮拜都將自己的麵包糧票給他，讓他幫我寫數學作業。他不是猶太人。後來你整整兩個月不和我說話。我們也到了一個十五歲女兒會跟父親吵架的階段了。
你很清楚，在德朗西的時候，你們的一舉一動我都看在眼裡，一群男人神情凝重，忐忑不安地聚在院子裡，悄聲談論著那駛往東部地區，還有你們逃離過的地方的火車。我對你說：「我們去那邊工作，週日就可以再碰面了。」你回我：「因為妳年輕，可能還回得來。而我，是回不來了。」這項預言就此永恆地猛烈烙印在我心上，就像幾週後刺在我左前臂上的編號：78750。
這句預言無意中就這樣緊隨著我，不時會冒出來。當我身邊的朋友一個接著一個消失，最後連算不上朋友的一些人也都走了的時候，我還真相信這前半句話。但之後我開始抗拒這個念頭。我厭惡你說的那句「而我，是回不來了」，竟然一語成讖，將我們拆散，彷彿是用你的性命來抵我的命一般。我還活著，你呢？
有一天，我們在路上擦肩而過。為了新開一條通往五號焚屍廠的路，我的勞役隊被派去打碎石子、拉輕軌翻斗車，以及挖路溝。我們像平常一樣，一列五人走回營區，約莫是在傍晚六點時分。你知道這個時刻不再單單屬於我們嗎？你知道它也被列入許多生還者的回憶錄和書籍之中嗎？
因為在這個工業式的死亡集中營，所有還活著、還夢想重逢的猶太弟兄姐妹們，一看到我們見到對方、脫離隊伍奔向彼此，也渾身顫抖起來。我一頭鑽進你懷裡，你的預言錯了，你還活著。
我們又恢復了知覺、觸覺、找回所愛的身軀；這一瞬間雖然讓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但這寶貴的幾秒鐘中斷了為我們所有人撰寫的無情劇本。一名親衛隊隊員邊毆打我，邊罵我是婊子，因為女人在營區裡是禁止和男人交談的。你扶著我大叫：「她是我女兒！」史羅因和他親愛的小女兒。
我被打昏了過去。醒來時，你已經不在了，但我手中握著你方才偷偷塞給我的一顆番茄和洋蔥。應該是你的午餐吧？我馬上藏了起來。但這怎麼可能呢？一顆番茄和一顆洋蔥。這藏在我身上的兩顆蔬菜，立刻讓世界回復原貌，我又變回一個小孩子，而你又重回父親、保護者、養育者。
第二天，我們的勞役隊又在路上交錯而過，但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我遠遠地看著你。你就在那兒，離我這麼近，單薄瘦弱的身子穿著寬大的條紋囚衣，但仍像魔術師一樣，是個讓我目不轉睛的男人。你是從哪兒弄來那兩顆讓我和朋友得以溫飽的洋蔥和番茄呢？
我不知道這兩件事情隔了多長時間。這兩個最後的跡象，或許隔了好幾個月，甚至更短。我的營區位在集中營第一排，正對著焚屍廠。你記下我的營區號碼，捎人帶了字條給我。你沒有在信尾署名「爸爸」或是你的法文名字「所羅門」，卻是用意第緒語簽上你的真名「史羅因」。你回到了你的出生地，那個沒有納粹追捕猶太人的地方。在這個我們不過是一堆Stücke、一堆肉塊的世界裡，你想必需要確認你的猶太籍身分。
如今，都過了七十五年，每當我聽到「爸爸」二字，即便說的人只是一個陌生人，仍會讓我嚇一跳。這個字這麼早就離開了我的生命，讓我如此難受，我只能在內心深處含糊地念著，說不出口，也千萬不能寫出來。
字條內容想必是懇求我一定要活下來，要堅強。這些本能支配下所寫出來的慣用語，是一個還保有理智、卻隱約感到再也沒有明天的男人所能寫下的隻字片語，或許還用了動詞變化中的命令式。我寧可相信一顆番茄或一顆洋蔥，也不太相信你寫給我的話。
這些字都已經離開我們了。我們很餓。屠殺還在持續中。我甚至連媽媽的臉都忘了。突然來了一張如此溫暖深情的紙條，我可能像一台饑餓的機器，狼吞虎嚥地讀著，然後將它從腦中抹去。愈想它，就愈讓思念有機可趁；而思念讓人軟弱，喚醒回憶，削弱自我，進而殺掉自我。在真實人生中，我們也會遺忘，但是情感會讓我們在篩選後任其凋零。
在集中營裡卻完全相反，我們最先失去情感及感受的基準點。在思想緊繃的情況下，當未來只剩五分鐘可活的時候，當我們失去自我存在意識的時候，我們只能將內心凍結起來以抵抗死亡。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出版《而你，沒有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