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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樂町，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然後又交錯而過。」
這是陳芳明先生1987年發表於《當代》的文章「相逢有樂町」開頭一句，當時我離家當兵，讀來心中漣漪陣陣。如同他所述，我們的父親都是成長於日治殖民教育、少時遭逢戰爭，後又歷經時代轉換的一輩；我們也都是戰後教科書中的日本與父親口中的日本，互相矛盾的一代。
記憶中的童年，父親每隔一陣總會在假日拿出西門子地板蠟，把家裡地板拋得光滑雪亮，我們孩子們也樂得跟在後面，隨父親放的東洋唱片節奏，邊打滾邊擦亮地板。印象中フランク永井唱的濃濃東洋布魯斯「相逢有樂町」「東京Night Club」「西銀座駅前」總令他陶醉地跟著哼唱。
直到我上小學的某天，課堂上、電視上突然不斷罵起日本忘恩負義（原來是台日斷交），電視播了好多抗日電視劇和紀錄片後，我好奇問父親當年有無英勇殺敵過？父親說戰時他是松山機場的高射砲部隊，負責戍守台北領空。再問父親有無擊落過敵機？父親說其實很難打中，有次部隊好不容易撃落一架，掉到圓山附近，警報結束後大夥跑去看：「殘骸附近煙霧一片，空氣中充滿汽油燃燒的臭味…。」父親說得讓我如臨現場般興奮之際，卻又說：「有人跑去把駕駛員拖出來，那美國人一半都燒黑了！」
「蛤！美國人？」我說。
「是啊！打美國的飛機啊」父親說。
聽到是美國人，我心裡著實震撼。因為父親說的前半段，我都想成敵人就是日軍，從沒想過父親當的是日本兵。況且那時電視、電影裡的美國人都是好人，殺紅番、殺德軍、殺日本鬼子…。
沒多久的一個假日，父親又拿出西門子地板蠟，再度大聲放著フランク永井的「相逢有樂町」，年幼懵懂的我，似乎自認能辨別些什麼，擔心左鄰右舍聽到，便悄悄走近電唱機前，偷偷將音量關小。
這種感覺，我40多歲後在大江健三郎最平易近人的《為什麼孩子要上學》（時報）找到些許共鳴。這位致力反戰與反安倍新安保法案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一篇「新加坡的橡皮球」中，憶及幼時父親說過一句讓他覺得「非常可恥」，日後卻令他回味再三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