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壇(WEF)上，有位肯亞銀行家問我:「你是美國哪裡人？」我答道:「我不是美國人，但我的英文是和美國人學的。」我知道，正常的答案應該是「我不是美國人，我是希臘人。」但對希臘人來說，現在的情況讓我們無法「正常」回答「你是哪裡人？」這種問題。
我不確定那是因為我不想談希臘的問題，還是因為害怕那會讓我更難在非洲建立新生活。當你住在國外，家鄉又不停登上新聞，你會成為談話焦點，也得成為實際上的大使、捍衛者、專家和道歉者。
我曾經疲倦到不想談希臘，也曾因為朋友開希臘玩笑而發怒；我尊敬的同事讚許希臘政府以小搏大，但我認為希臘政府這麼做的風險實在太大。然而，比玩笑話、片面意見和錯置讚許更糟的，是那種深深的無力感；身為一個遠離家鄉的公民，你什麼也不能做。
我已經10個月沒回希臘，但心思全放在那裡；我是個記者，一直到6個月前，我都還在報導這些問題，我的同胞卻把我當成外人。我看見了螢幕上的新聞：「希臘缺乏進展，IMF暫緩援助會談」。我的心臟幾乎停了下來。就這樣了嗎？距離政府違約、我父母的微少存款消失、朋友失去工作，又更近了一步。
西莫（Mohamed Simo）曾經是我的受訪對象；(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炸平他的家鄉之時，他在馬來西亞念書。他被7個國家拒絕簽證後，被迫非法入境希臘，我是在寒冬的監獄中與他會面。
他寫信給我，「就算我死在前往歐洲的路途之上，我也不在乎。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國家、未來和同胞。你在那個地方找到我之前，沒有國家願意給我簽證。」他現在居於瑞典，瑞典給了他完整的居留權。
希臘的財政內爆，能否和敘利亞那場殘酷的內戰相提並論？當然不行，然而，比較各種人類慘劇這種痛苦差事，還是留給編輯和辯論學會吧。最終，各地的嚴重災難、大小問題，都不會讓你在想到家鄉的問題時比較好過，就是不會。（黃維德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