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一九七○年代的莫斯科時，《紐約時報》記者史密斯（Hedrick Smith）發現，他很難向蘇聯人、甚至某些高級知識份子，解釋清楚一些常識問題。
例如水門案，蘇聯人很難理解，一個總統怎麼可能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竊聽問題而下台，這其中一定蘊含著陰謀。他們也不相信，一個美國報紙的記者與美國政府是可能發生衝突的，因為《真理報》的編輯本來就是屬於蘇聯官僚系統的一部份。
在史密斯那本令人難忘的著作《俄國人》中，他試圖為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描繪了一幅全景畫。那個時代沒有史達林時代的全面嚴酷，也沒有赫魯雪夫時代「解凍」後的雀躍，而是一個新的控制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