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人們相信所謂的「理性主義」，認為一個現代社會和政府只要根據理性的原則，形成分工的體制和層級官僚，整個社會及政治的運作就會合理。雖然奸商和貪官的髒手還是會亂伸，但也可透過法律和制度的合理化而加以拘束。
但到了今天，如果學術界的人還講「理性主義」或「官僚機構的合理性」，大概只會令人啞然失笑。因為現代社會和政治日益複雜，在合理的假象下，其實已產生了許多新的不合理；有制度已等於無制度。
一個體制要公平合理，它的前提是要透明公開，大家都可以看得見。但現代的工商活動及政府運作，有太多事都在機密的名下被躲藏，於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法律和行政裁量的偏袒等遂告滋長，而且成了新的慣例和體制，貪腐的體制化乃是當代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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