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我跟很多人一樣，是從報紙的社論，吸收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評論。從小在戒嚴體制的「理所當然」下長大，我們也從不疑有他。一九八一年，蔣碩傑與王作榮兩位先生，關於貨幣政策與利率自由化的論戰，驚醒了許多經濟學界的學子，開啟他們對經濟學自由主義思想的渴慕，也讓我這種門外漢模模糊糊地把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當作新的「想當然耳」。
等我在一九八七年到達英國時，所遭遇到的文化震撼，是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的。我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有很多種，連共產主義也有很多種（而不是只有國內媒體宣傳的那一種）；我第一次知道，英國有很多知識份子用很負面的方式，評價柴契爾夫人，而我出國前，她卻備受台灣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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