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值得諾貝爾獎嗎？批評者多從政治觀點切入，責備他為國家惡行辯護。劉再復說莫言「傻」，講了沒必要的話，做了多餘的舉動。哪些多餘的言行？和一百位「名家」共同抄寫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紀念其發表七十週年）；在微博上貼出打油詩挺「重慶模式」，說「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莫言在獲頒諾獎前幾年，言行已經備受點評，他身兼「中國作協副主席」，這身份在國家機器系統中代表的意義眾人皆知，而莫言在權力面前，據說很懂得進退分寸與「套話」。諾獎加冕倏然讓莫言成為「中國之光」（但另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劉曉波，至今還蹲在黑牢，他的家人仍在軟禁中），也讓莫言之前的一言一行都被挖出來檢驗。許紀霖認為：莫言的行為「涉及到知識份子底線的道德問題」。（註一）
抄寫《延安文藝講話》是不合「反抗政治」時宜之舉；歌頌重慶的打油詩，則發表在薄熙來高調作風引發舉世關注的時刻。這兩件事指向莫言加入了「反潮流」的一方。
莫言的「反潮流」，引人注目之處，是他為現行體制辯護、歌頌政治明星，踩到了人們心底的紅線，碰觸了政治禁忌，勾喚起內在最深層的恐懼——社會動亂的記憶。
這禁忌，就是毛主義，激進毛派的復活。
《延安文藝講話》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文學觀（「文藝服從於政治」）定了調，也是延安整風的歷史性標誌。毛在黨內的獨裁地位，鞏固於這個階段。薄熙來作為紅二代的明星，在重慶搞起一個紅色小王國，「唱紅歌、打黑幫」，以政治整肅緊抓住公安機器，排除異己，並且灑下重金招兵買賣，籠絡海內外學者文人；鼓吹平均分配與快速發展，以大規模圈地推動工業化，扶持國營企業並引進、補貼外資；這種「重慶模式」不但獲得中國國內「毛派」的禮讚，還有華裔學者黃宗智在薄熙來下台後仍發文點評此模式。薄熙來的作為，一部分確實呼應了人們厭惡貧富差距拉大、反腐敗、重建政治秩序的心聲。
但薄熙來的手段太極端，使用的紅色符碼太刺激，他的政治野心也毫不遮掩，而讓人們擔心一旦這幫紅二代獲取政權，薄熙來這樣的人成為國家領導，將有「文革復辟」之虞。文革，暗示著中國將再出現一個善於動員群眾搞政治鬥爭的「最高領袖」。自從鄧小平之後，中國不能再有最高領袖；鄧小平統治中國期間，減少對社會動員，施行「解除群眾政治動員」的統治術，也是溫和的去毛化。
這裡，中共遭遇了難題：若要「去毛化」，卻不能否定毛的開國之功，因此鄧小平對毛歷史功過做「七三開」定調，毛的遺體木乃伊仍放置於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毛是中共依恃的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毛澤東思想的燈籠依然高掛。太子黨在2012-3年接了班，他們接掌政權為何如此順理成章，他們在官僚資本國營企業中撈取鉅大財富，為何如此明目張膽？公開的秘密是，老子一代打天下，子女一代坐天下。天下是私產。若不繼續供奉著毛澤東，「革命正統」就不能成立。紅二代接班，這被視為當然的一股「氣勢」，環繞著血緣與關係，建構起統治精英自我再生產的城堡。所謂的集體領導，就是政治繼承人從內部小圈子裡頭自我指派。在這個基礎建設快速現代化的國家，其政治邏輯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封建獨裁。若要維持這樣的政權形態，不能棄毛澤東於歷史灰燼，因為去毛等於自挖牆角；但也不許高舉毛式革命的旗幟，因為中國已經飽嚐了文革之亂與苦——社會在解體的邊緣。
1965年林彪在解放軍吹響毛崇拜，把毛主席的話語，當作「最高指示」。緊接著，在文革飚狂的年代，「最高指示」如江河氾濫，滲流到中國大地的每個角落、無數的物件印著毛語：糧票、車票、小學課本、結婚證書、醫院診療單…。在那個毛的聲影無所不在的年代，人們被高度動員參與政治運動——集會、表忠心、批鬥階級敵人、揭發別人、自我檢討、防範被揭發——家庭生活與社會活動被國家吞噬，人失去隱私、個體性，極度疲憊，而放掉了自我，甚至背叛了自己。外在的革命氣勢橫掃一切，個體只能「亂」中求生。大部分人在這樣的政權底下，物質上匱乏、飢餓，精神上傾向虛脫。直到獨裁者死去，以及他的守護者遭到整肅。1978年鄧小平「新政」的精髓是先讓人民休息，然後把官僚與人民的精力，從政治導向經濟活動。不久之後，這個國家就從「亂」之後的虛脫，重新獲得生機，迅速轉化為盈利至上、舉國向市場看齊之「狂」。
這樣的社會動能的切換，不碰觸一黨專政；相反地，共產黨的統治「保證」了威權發展的模式，必要時，以國家暴力鎮壓反抗者，六四就是這樣的歷史時刻。必要時，這個統治集團也會以國家安定之名，鎮壓過激而虎視眈眈的僭越者（如薄熙來）。在此時刻，弔詭地，這個政權成為「秩序」的維護者。中共整肅薄熙來，隱約呼應了1976年中共元老對「四人幫」發動的政變。
後毛政權從「承包」與「下海」，找到了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一把鑰匙。但是，今天權錢共謀之市場早已潰爛成災，紅二代從哪裡可以找到跨越「後市場」的門檻？
三十多年來，悄悄地，這個政權不斷在求生「演化」。它向市場的世俗性靠攏，也假託市場的形式吸食著社會的脂膏。但，市場的力量畢竟巨大，毛澤東的「遺產」在市場化過程，不得不慢慢淡化、抹除。1995年，資本主義經濟正在中國東半邊如火如荼展開。九月，我們（黎先生，何老師、王主任、筆者四人）在貧困的四川山區遊歷。這裡是巴中地區，地理上緊挨著川陝邊區，交通不便，工業不發達，但民間營生活力十足。狹窄擁擠的老城區，隨處可見趕集農民與小個體戶吆喝交易。在大街上，我們捕捉到一個去毛化的歷史鏡頭：幾個工人爬上一面高牆，正在用白漆刷掉牆上的「最高指示」：
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庸常的一段白話，像一位鄉村教師對著半工半讀的機工的耐心教誨。文字平淡，嗅不到一點文革的火藥味。異國來的旅人，青春的世代，百年後的歷史研究者，如何從這斑剝而庸常的字句，體會中國革命曾經的炙熱與躁亂？
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毛澤東的思想、教義與革命觀，日漸穿透了中國社會，依靠的不只是人的激情，更多是組織的力量。最初是革命黨，獲取政權後是革命中的國家，接著是官僚化的後革命國家，通過組織去動員社會。意識形態權力藉由組織的中介，而轉化為政治權力。
「組織」在此語意脈絡中，是個名詞，也是個動詞。
1942年，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就是通過的黨的組織，去組織黨的作家、藝術家，執行毛的革命文藝路線。
直到今天，對於毛派信仰者，毛澤東思想的價值仍舊是核心價值。但對於中共，毛澤東思想的價值僅僅是剩餘價值。畢竟，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已經世俗化、商品化的黨。青春肉體與貨幣機制，已經置換了革命、刻苦的老靈魂。
抄寫《延安文藝講話》，可以解釋為持續從毛澤東思想中尋求革命理念或政治靈感，也可以理解為組織惰性的儀式性再生產。在現實中，這項抄寫活動可同時切合這兩種需求。
從個體的角度，這種集體抄寫行為，不也是彼此壯膽、分散責任、反美學的、組織化的迷醉？
對照上述毛澤東思想在組織中的庸常化，中國當代思想研究者錢理群，從毛澤東的詩人氣質中，洞察了詩人革命家帶給中國的持續靈感與政治災難。他認為，1980年代初期，中共高層領導圈子對毛澤東思想的清理並不徹底，並使之形成了一個不准研究的禁區，而造成嚴重後果：
首先是喪失了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進行科學的清理和批判的歷史時機。在我看來，這構成了近30年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的一個根本性的失誤。正是因為科學性批判的缺失，導致毛澤東時代所有悲劇的理念、觀點、思維方式，特別是體制，都基本不變，或者稍受衝擊以後，就以新的形勢繼續維持，這就使得這些悲劇（包括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都隨時有重演的可能——事實上，在鄧小平時代和「後鄧時代」，大大小小、不同形態的「反右」、「文革」從來沒有停息過，1989年的大屠殺就是一次大爆發。（註二）
許多人認為，中國目前民間不斷升高的對政治改革的期待，正在醞釀著一場革命動盪。「重慶模式」的驟起與挨整，抄寫《延安文藝講話》等事件，彷彿提醒著人們，在惶惶不安、一觸即發的局勢中，毛澤東遺產（對其愛憎迎拒的複雜關係）可能扮演的角色。
莫言在獲得諾貝爾獎前後的發言，受批評之處，就在於他對中國政治局勢的解讀與判斷。莫言回應他的批評者說：
…我抄了這個《講話》，而且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麼敏感的政治嗅覺。我當時覺得就是大家要出一本書，然後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後來這件事情發展這麼大，出了這麼多的批評、意見和辱駡，這是超出我意料的。
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我覺得我抄這個《講話》，跟我的創作沒有什麼矛盾，我抄他的，是因為他裡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為他已經不能滿足我創作的心靈需要。（註三）
然而，一份不能滿足創作者心靈需求的革命文件（這份文件封存著不同人們記憶中的激情與創傷），卻讓作家們願意集體抄寫，是個謎，帶有合理成分的斑剝陸離之謎。
***
註一 薛莉、陳亦珈，〈劉再復、許紀霖談莫言〉，《金融時報》中文網，2013年01月18日。
註二 錢理群，2012，《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台北：聯經），頁176。
註三 「莫言：抄寫《延安文藝講話》不後悔 它有合理成分」，《鳳凰網文化》2012年10月12日。
